治身即修身，属于道德修养范围；事君即政事，属于事功的范围。叶适认为这两者是一个想修成“君子”的人的最高境界（极行）。如果在修身时从小事上严格要求自己，在政事上能识大体、顾大局，这就离君子人格不远了。在治身与事君二者的关系上，叶适认为有本末、先后的区别，他说：“于治身之谨诚细微无不尽焉，则推而达之，固所以合乎人伦之大义也，岂非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而非偶然幸致者乎！”①也就是说，如果能在治身上谨慎修养，无纤毫过失，然后将这一品德推而达于政事，就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目标，亦即治国、平天下。治身是本，是先；政事是末，是后。这其中的轻重缓急、铢两轻重，是十分清楚的。
叶适还在《答省詹书》中明确说：“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宾主之大伦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逊，忠信之大节也。”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是为“五伦”。自帝尧令皋陶掌教，务明人伦；孔子提倡弟子入孝出悌、忠信礼敬、仁民爱物；孟子重申“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明确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长幼有序”，于是重视伦常教育、提倡忠孝仁义，就成了儒家的重要特色之一。叶适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旗帜鲜明地将“五伦”和“孝悌忠信”等道德观念作为人生的“大伦”和“大节”。在他看来，这些大伦大节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是否自然而然地得到贯彻和执行的事情。他说：“所谓豪杰者，卓然兴起，不待教诏而自能，不待勉强而自尽，通达无间而可以显仁藏用者，故孟子谓不待文王而兴，此某所以愿望于朋友。”②
正是出于对儒家孝悌忠信观念的坚信和自持，叶适对《老子》非毁忠孝的言行明确地提出了批判。他针对《老子》“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观点，说：“和则不待孝，治则不待忠，其道或然矣。”这或许是初民原始的纯朴状态，但是在后来人类的知识进化、道德退化的演进历程中，这一状态只有作为理想残存于人类的记忆之中了。
面对不和不治、不忠不孝的现实，我们应作何认识，如何评判和处置呢？是怨天尤人，无所作为，消极对待，还是积极有为，提倡忠孝，复归和治呢？或是本末倒置，将不和不治反而归罪于忠孝呢？显然老子属于后者，他本末倒置地将不和不治的社会现实归罪于忠孝了。儒家则反是，处理不和不治的态度是用忠孝来加以治理。叶适正是继承儒家的忠孝观，他批评老子说：“然其所以不和不治，岂为忠孝者致之哉？若舜父母、箕子之君，并以不和不治者集于其身，又将奚咎？老子谓因废道有仁义，因智慧有大伪，而谓家国之乱亦因忠孝者致之，故欲绝焉。噫，未有不察事而可以知道者，是恣其私说而以乱益乱，非亡灭不止。悲夫！”③认为老子是单凭主观愿望（灭仁弃义、绝圣弃智）出发，任意发挥自己的一家私言，不考察事物出现的真正原因，颠倒因果，用一种衰乱的方法来对待混乱的社会，非导致天下大乱、政权灭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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