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郡文化,钟灵毓秀
像司马相如这样一位继屈原之后的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家,不是产生在中原,而是出现在僻居西南的蜀郡,令人感到万分惊异和不解。因为在古人的心目中,蜀郡原是一个很偏僻、封闭、原始、落后甚至是野蛮的地方,包括后来的蜀郡作家自己也这样看,如传为扬雄所写的《蜀王本纪》就说,蜀的祖先称王的有“蚕丛、柏、鱼凫、开明”,“是时人萌(通氓,也即民)椎髻左衽(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不同于中原人前襟向右掩),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开明氏治蜀,已经是春秋中后期以后的事了,这时中原文化科学已极发达,许许多多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可是蜀郡竟然还那么落后、那么蒙昧无知。开明以后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汉书·循吏传·文翁》说:“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到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56年景帝在位至公元前141年),司马相如已经近30岁了,可是在班固等人的心目中,蜀郡的落后、蒙昧、野蛮状况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怎有可能产生像司马相如这样名冠全国的杰出赋家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比较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有些人——譬如三国时蜀文学家秦宓——就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论语》、《孝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蜀志·秦宓传》)这就是说,蜀郡本来是中国大地文化上的空白点,只因为当时在那里当郡守的文翁派遣司马相如到中原去学习“七经”,学成后回乡教授弟子,蜀郡的文化才一下子提高上来,可以与儒家的发祥吧齐鲁一带媲美!当然,在秦宓的心目中,司马相如的文学修养也是到中原学习之后才提高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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