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徽州府志》云：“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即山为城，因溪为隍。”①徽州地处皖南丘陵，为皖、浙、赣三省的接壤处，险阻四塞，于江南为僻陋一隅。古称新安郡，包括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和婺源一府六县，因四周山峦叠嶂，自古少遇兵燹。秦汉时，山民聚集生息在高山四围的盆地和山涧之中，此地属于荆楚与吴越文化的交汇区域。自孙吴征服蛮越，打通了崇山峻岭，为中原土族在战乱时的徙入，提供了先决和便利条件。自西晋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以至北宋靖康之乱，中原土族--主要是河南及黄河下游地区的居民，为躲避战乱而大规模地迁入徽州，致使徽州人口与日俱增。而除了因战乱而避居者外，历代来此任职的官员或流连山水的文人墨客，因迷恋此地的大好山水而举家迁族居此者，也不在少数。所以，至明清时期，山地经济有限，山民不得不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外出谋取生路。除人口剧增外，山涧野谷更非产粮之所，“其田土所产，啬于他郡；生其间者，不得不裹粮服贾，奔走四方以谋食”②。徽州的山地与江南平原不同，“地势陡绝，厥土骍刚而不化。水高湍急，潴蓄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雨骤涨，而粪壤之苗又荡然矣。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收成于万一”。因为人多田少，“居民多垦山而种。然皆土山，豆麦攸宜，较采樵之利不啻倍蓰。且土性坚凝，无倾泻之害。若北乡之山，则石多土薄，惟宜柴薪。迩为外郡流民，赁以开垦，凿山刨石，兴种包芦。土人始惑于利，既则效尤。寝致山皮剥削，石泐沙倾，霉月淫淋，乱石随水而下，淤塞溪流，磕撞途径，田庐涨没，其害与凿矿炼灰等。而且山木童然，柴薪亦为之踊贵，得不偿失”①。此皆为歙人所自言，由是可知山野生存艰辛之大略。
顾炎武曾游历天下郡国，鉴识徽州利病，云：“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缛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人，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池者，舰相接肩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者，即废为沙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②刘师培也称：“皖南多山，溪涧潆回，水流漂急，沟浍之间，盈涸不时。农民终岁勤劬而限于地利，不克自给，其身家由是舍农而商，逐什一之利，散居东南各省，故至于今日。”③作为徽州的杰出人物，胡适也曾自报家门，称徽州“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地成为生意人了”④。如此“生齿日益”，而“不毛之地日多”，惟有“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这便是徽州山区环境与民众生存状况之概况。
而在陆路交通不够发达的明清时代，这个山崇岭密、水急滩险的地方，却享有得天独厚的水运资源，为后世“钻天洞庭遍地徽”的徽商提供了四处经营的自然便利条件。新安江、阊江和青弋江是徽州的三大水系，东南有通达杭州的新安江；北部的青弋江和水阳江直通芜湖，以至长江；西南有阊江及诸多溪水，以抵江西鄱阳湖。“渐水出一源，而东西分流。东行三百六十滩，达严州，下三浙，即所谓新安江也。西行亦三百六十滩，下汴梁，入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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