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家释疑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儒学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如什么是儒学？学儒的目的是什么？忠孝可以两全吗？儒家的礼仪有哪些？儒家为什么要讲“尊卑贵贱”？儒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弄清这些疑问，是了解儒学、认识儒学、学习儒学的重要前提。
什么是儒学
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的，经孟子、荀子继承发扬，后又由董仲舒、程颢、程颐以及朱熹等人扩展充实，并在汉代以后被历朝统治者奉为官学的一个思想流派。
儒学的内容包括：（1）礼。 礼的根本含义是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法”的形式，“礼”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则要受到“刑”的惩罚。（2）德。德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教育与感化。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向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儒家教化方式所能取得的效果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3）人治。人治，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的道德发展，重视人是否有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可以做出很复杂选择的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
学儒的目的是什么
古时人们学儒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像孔子、孟子一样的人，能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拥有“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浩然正气。
现在，人们学习儒学，更多的是学习古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指导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为人处事。
儒家经典有哪些
儒家的经典主要有“六艺”“四书”及《孝经》。“六艺”也称“六经”，有《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六部经典。“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中，《大学》《中庸》是选自《礼记》的两篇文章，因其对儒家教义阐发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故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孝经》传闻也是孔子所作，虽在六艺之外，但也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孔子曾有“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说，可见《孝经》之重要。
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在继承、总结和概括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儒家学说形成了自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o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o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总体而言儒家思想基本上涵盖了“内圣”“外王”两个方面。
儒家的思想中，仁是核心，义是基础。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经典的“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四字”为忠、孝、节、义。另外，诚、恕、廉、耻、勇、温、良、恭、俭、让、中庸、宽、严、刚、柔、敏、惠等，也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的圣地是哪里
儒家的圣地是山东省曲阜市的尼山，孔子就诞生在尼山的一个小山洞里，因此这个山洞也叫“夫子洞”。现在那里有孔庙、孔府和孔林。
到曲阜朝圣，是儒家千百年来的传统，也是信奉儒家的人的心愿。历史上有许多帝王、将相、社会名流都曾到曲阜朝圣。清代乾隆皇帝九次到曲阜朝圣，是历代帝王到曲阜朝圣次数最多的一位。
儒家礼仪有哪些
儒家的礼仪很多，很复杂，主要有五大类：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包括封禅及郊祭、社祭、庙祭等祭祀；凶礼主要指丧礼；宾礼指外交礼仪；军礼指征伐、劳军、田猎等礼仪；嘉礼包括朝会、诸侯朝觐、册封以及冠礼、婚礼、乡射等礼仪。
儒家的道德条目有哪些
儒家有着强烈的道德关怀，非常重视和推崇道德，所以，在儒家看来，理想的人格是道德完善的人格，理想的社会是道德的社会，美好的政治是道德的政治。
儒家对道德有独特的理解， “德”就是“得”，是“得天道”“得天理”的意思。得之于“道”，所以“德”才被称为“道德”。儒家的道德有一个神圣的价值源头，那就是天道天理。天道天理就是昊天上帝的意志，天意本于“仁”，所以儒家的道德也本于“仁”。
儒家的道德条目有：仁、义、礼、智、信、忠、孝、恕、悌、慈、温、良、恭、俭、让、诚、勇、宽、敏、惠等。其中，“仁”是最重要的道德条目，其他道德条目都统于“仁”，都是“仁”德的具体表现。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什么
儒家非常重视人格问题，理想人格的塑造，一直是儒家道德教化的目标。在儒家看来，人的品格是有等差之分的，是有贵贱之别的。人的贵贱等级划分主要是以道德人格为标准，有德者贵，无德者贱；德高者贵，德不及者贱。按照道德品格的高低，儒家把人分成若干等级，由低至高分别为：恶人、小人、常人、君子、贤人、圣人。常人以下为小人、恶人；常人以上为君子，为圣贤。
圣贤人格是儒家的理想人格，普通人难以达到。君子人格是理想型的现实人格，是常人可以成就的美好人格。使常人进德为君子，这是儒家教化的主要目标。君子积善崇德，好学上进，虔信上帝，笃信力行，自觉接受圣人教化，修身向道，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格典范。
儒家的最高人格是圣人，贤人次之。成圣成贤，是儒家修身的最高目标。圣贤也称“大人”。所谓“大人”，就是大德之人、至善之人。大人与天地合德，与万物为一体，视天下犹一家，无人我之异，无物我之别。涵融万物，吞吐宇宙。圣人则是仁智合一，参通天人，无方无体，达到神化的境界，周万物而知，知无不尽，德无不全。
儒家的“天道与天命”指什么
儒家认为天道就是指昊天上帝的意志，天命是昊天上帝的安排与命令。昊天上帝是宇宙万物与人间世界的创造者，昊天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化生万物，创造世界和安排宇宙秩序的。万物都是承天意而生，循天命而序的。所以，天道与天命就是天地万物的化生之道和养长之道，是宇宙世界的创造之道和有序运行之道，是宇宙间万世不变千古不易的根本法则。
天意本“仁”，昊天上帝以仁爱之心化生万物，以仁爱之心创造世界，以仁爱之心安排宇宙秩序。“仁”就是贯通宇宙万物与人间世界的常理常道。
人是昊天上帝的杰作，也是昊天上帝特别眷顾的对象。人禀天性而生，人性就天性，人生来就具有上天赋予的神圣的善的本性。这就是良知，是“明德”，即光明的德性。天道、天命落实于人间世界就是“人道”，即人间世界及人类社会赖以形成和维系的根本之道。身心性命之道、纲常人伦之道、治世为政之道都统称“人道”。
天意本“仁”，天道天命对于人心来说，就是良知；就人际关系而言就是“五伦”；至于政事则是指仁政、德治和美好的制度。
儒家是怎样看待生死的
对于人而言，人生中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生死，生死的焦虑也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焦虑。
在儒家看来，首先，生死只是气的聚散。太虚之气，阴阳交感，聚而有形有象，生人生物。人死，则形溃气散，返归太虚。肉身虽亡，而灵魂不灭；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生死，只是生命存在的形态不同，存在的空间不同。死并不意味着生命彻底地寂灭和消亡。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死而不灭，死而不亡。形散而气不损，神不灭，灵魂不死。生死，聚散而已，变易而已。生，则自天而降；死，则归天而去。生，自幽至明；死，自明返幽。生死往来，聚散屈伸，都是上帝的造化，皆得吾体，皆成吾性，有什么好畏惧的？所以，儒家于生死，说“幽明”，说“屈伸”，说“聚散”，而不说“生灭”，不说“有无”。
其次，君子之死与小人、恶人之死是有区别的，其死后的归宿与命运是不同的。君子之死，称为“息”；小人、恶人之死称为“休”。息与休是有很大区别的。息，只是喘口气，暂时歇息，等待天命，重新参与宇宙大化。君子遵天道，循天理，为善积德，实现了生命人格的完善，所以能够“与天合德”“与鬼神合其吉凶”，死后清气上扬，升伸为神，就能沐上帝天恩，得以再造，获得永生。而小人、恶人，背天道、害天理、丧人伦，与禽兽为伍，死后浊气上扬，下沉屈附而为鬼，上帝绝其天恩，不予再造。小人、恶人死后变鬼，不能重新参与宇宙大化，不能获得永生。
最后，人道与神鬼之道是相通的，明界之道与幽界之道是相通的，都统于天道。人道是天道在人间世界的映射，神鬼之道是天道在幽界的映射。幽明相通，生死不二。身前有什么样的道德与修为，死后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与归宿。君子成神，小人变鬼。成神就能沐上帝再造之恩获得永生，重新参与宇宙大化。变鬼就成为弃魂，上帝行天罚，不予再造。所以，要想死后获得上帝再造，获得永生，就必须于身前修身修德，完善自己的生命人格。只有“与天合德”，才能“与鬼神合吉凶”。善其生者，善其死；善其始者，善其终。
彻悟生死之道，究明生死，就能知生知死，不为生死所动，坦然面对死亡，视生死为本分事，摆脱畏死之心。得道归天，方能死于安乐，死于宁息，获得永生。
古人家中为什么要立“天地君亲师”牌位
古时候，每家每户都会立“天地君亲师”牌位。因为那时的社会是儒家社会，所有人都信仰天地祖先神灵，都要接受圣人的教化。家庭，是儒家社会基本的构成单元，也是儒家的基本组织形态，儒家信仰普及到每一个家庭及其成员。
所以，有条件的大家庭就修建家庙、家祠；小家庭就以正房中的“堂屋”作为祭拜活动的场所。在家庙、家祠或堂屋中立“天地君亲师”牌位，并按照儒家礼制规范进行祭祀、告拜等活动。这是儒家信仰的一大特色。
儒家认为，天地为“生之本”，亲为“类之本”，君师为“治教之本”。天为父，地为母，天地于我们有化生之恩和养长之德。“亲”就是血亲先祖，祖先于我们有生身之恩。君师，就是圣王，君师是上帝为天下生民所立的圣王，代上帝治教天下。所以儒家敬天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这就是儒家“礼三本”的教义。故此，作为儒家组织基本构成单元的家庭，必须在家庙、家祠或堂屋中立“天地君亲师”牌位。
其实，传统“天地君亲师” 牌位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并不完全符合儒家“礼三本”的根本教义和精神，所体现的也并不全是常理常道。儒家认为，君师并非指“国君”和“业师”，而是专指“圣王”。普通帝王与业师均不能列入祀典，成为儒家神灵，惟有圣王才能列入祀典成为儒家神灵。所以，“君师”二字不能分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排列顺序，应改为“天地亲君师”。这样，才真正符合儒家“礼三本”的根本思想和精神。
信仰儒学为什么不用“出家”
儒家是积极入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基本思想。儒家不仅不主张出世脱离社会，反而极为强调入世磨炼。在儒家看来，天道不离伦常，修人道就是修天道，明事理就是明天理。人道事理就是天道天理在人间世界的体现。良知之道、性命之道、人伦之道、为政之道、齐家之道都与天道相贯通，明人道则知天道，知事理则明天理。
儒家非常重视“家”，“家”对于儒家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不可取代的作用。儒家认为，家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单元，国是家的放大，家国本为一体，家国不分。儒家的人伦大道既是齐家之道，也是治世经国之道。儒家的宗教生活也是以家为基本单位的，家庭同时也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场”。普通人对“天地君亲师”的告拜与祭祀等活动，都是在家中进行和完成的。因此，人们不能“出家”，而应该“齐家”。要努力治家，在家国天下的“日用常行”与“事上磨练”中来修身成德。
什么是“孝道”，儒家为什么推崇“孝道”？
孝，是儒家的重要德目。孝道，就是行孝之道，即侍奉父母亲人应尽之道。重视孝道，推崇孝道，是儒家的基本教义。
孝，是德之本，是“民用和睦”的至德要道，是人伦大道，是儒家的重大道德原则。所以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儒家认为，孝，不仅仅是赡养父母，而有其特殊内涵。
其一，以孝事亲，必须做到五个方面：“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其二，以自珍自爱为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爱惜自己是行孝的开端。子女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有平安健康，是对父母最大的敬重。
其三，以“立身行道”“显亲扬名”为孝。要成就自己完善的道德人格，弘扬圣道，并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伟大的功业，扬名后世，使自己的父母得以显耀。“望子成龙”是父母最大的心愿。
其四，家国一体，忠孝不二。孝，不仅是人伦之道，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几乎都倡导“以孝治天下”，孝道也是治世经国的大原则。孝道施于天下就是忠义之道，有“以孝事君则忠”，又有“孝慈则忠”，求忠义之士必于孝子之门。
在儒家看来，家国一体，国是家的放大版。孝道既是人伦之道，也是经国之道；是齐家之道，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儒家重视和推崇孝道。
忠孝可以两全吗
汉朝初年，朝廷上曾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即商汤和周武王推翻他们君主的军事行动是否是正确的。有的人否定这样的行为，他们说：帽子即使破了，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即使新的，也只能穿在脚下。也就是说，君主是帽子，臣子是鞋子，再坏的君主也不能推翻。这个争论就是对君主的忠诚问题，孔子把忠诚和孝道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孔子曾经说过，臣子侍奉君主要忠诚，君主要按照礼制对待臣子，不可对臣子随意侮辱和杀戮。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思想，认为君主把臣子当做手足，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心脏；君主把臣子当做狗马，臣子就把君主当做不相干的路人；君主把臣子像尘土一样践踏，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强盗和仇敌。孟子甚至认为，如果君主作恶，臣子就可以把他推翻。所以，孟子赞扬商朝第一个君主商汤，赞扬亲自推翻了商朝的周武王，认为他们推翻了作恶的君主，是顺从天意，合乎民心的举动。孔子和孟子的主张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对于诸侯国君主相对独立的现实状况。
忠诚的品质，依儒学理论来说，是人天生就具备的、天赋的本性；但是实际上，儒家非常清楚，这样的品质需要培养。而培养这样品质的最好途径就是从孝顺父母开始。
依照孔子的主张，孝道不光是说要好好照顾自己父母的生活。孔子认为，养狗、喂马，也都要好好照顾它们的生活，所以只是好好照顾父母的生活不能算是孝顺。孔子认为，孝顺最难得的是和颜悦色，让父母愉快。父母在世时，要按照礼制的规定侍奉父母；父母去世时，要按照礼制埋葬父母；父母去世以后，要按照礼制祭祀父母。但是，父母在世时，一家一户过日子，如何按照礼制侍奉父母，别人也不知道。死后祭祀，也难以充分表现出孝的程度。只有在父母去世时，才是充分表达孝心的机会。子女孝顺与否，又主要借助于哭泣的程度高代以及依靠为父母守丧期限的长短表现出来。
为了保护孝道，儒家学者还大力抨击佛教，认为佛教僧侣不生产，不纳税，又不服劳役，是不忠；不娶妻，不生子，是不孝。儒家从孟子开始就已明确，不孝的罪名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儿子。因为没有儿子，就不能按照礼制祭祀父母，从而使父母的灵魂“挨饿”。
因此，在孔子这里，忠和孝在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
儒家为什么要讲“尊卑贵贱”
儒家重礼、隆礼、崇礼。礼是儒家的重要德目，同时也是社会秩序的规范力量。礼的根本精神是“和”，即追求社会秩序的和谐。
在儒家看来，要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首先就要“别异”，即按照人的道德品格的高低、性别的差异、社会角色与位格等级的高低，来定位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名分。并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的礼仪制度和规范，使不同等级和位格中的人都能够各正其位，各安其分，各循其礼。这样，等级分明的社会才能达至和谐，形成良性的秩序。
另外，阶级社会中的人是有尊卑贵贱之分的。有德者贵，无德者贱；德高者贵，德不及者贱；智者贵，愚者贱；居上位者尊，居下位者卑；年长者尊，年轻者卑。以无德事有德，以愚事智，以不肖事贤，以下位尊上位，以年幼尊年长，这是天理所在。尊尊亲亲，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这是人伦大道，是永恒不变的常理。人有智愚之分，贤与不贤之异，有长幼之差，有上下职位之别，就必然有“尊卑贵贱”，以及相应的礼仪制度规范。如此，社会才能和谐有序。
信奉儒学的人应该怎样对待物质利益
儒家的社会理想就是要建构天下为公，共同富裕，人人衣食不愁，百姓安居乐业，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用的美好社会。而要达到这个理想基本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利益是必须的。因此，儒家主张励民致富，鼓励大家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来改变自己贫困的状况，并且认为在一个有道的社会里，贫穷是一种耻辱。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认为求富代表着一种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精神。
儒家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同时也强调追求物质利益过程中手段的正当性。儒家倡导明“义利之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是说用不道德的手段，用不正义的行为去追求物质利益，这不是君子所为。利益，要取之有道，合于大义则取之，不合于大义则不取。所以，在谋取利益时，绝不能损公肥私，损人利已，更不能伤天害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以财发身，小人以身发财。小人为了物质利益，不择手段，损人害公，背信弃义，甚至于铤而走险，亡身获利。君子则散财于民，把物质财富用于社会，用于民族国家的公益事业，用于天下苍生，以实现自己道德生命的完善。
信奉儒学的人应该怎样对待“欲望”
在儒家看来，人生而有欲望，这是人性本然。“饮食男女之欲，喜怒哀乐之变，皆其性之自然。”但同时，人欲也是万恶之源，人若为私欲所蔽，良知就不能呈现，善的本性就不能彰显。所以，儒家主张以理制欲，用天理来制约人欲，不让人欲无限膨胀，以至于害德伤道。如果让人欲横流猖獗，主宰人的生命，主宰人类社会，那么，人就会唯利是图，穷奢极欲，犯上作乱，无所不为。人的行止就无异于禽兽。如此，则天理不存，人道尽废。故此，儒家倡导明“理欲之辩”。
人欲是自然之性，纯粹灭而绝之，是不可能的。但寡欲、节欲是可以的。人要通过“克已”的修身功夫，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让欲望主宰心灵、精神和生命。否则，人伦尽废，父子无亲，君臣无义，夫妇无情，兄弟无爱，朋友无信。这样就会导致人心紊乱，社会无序。只有克制欲望，克除私欲之蔽，成已成德，才能明理入道，社会才能宁静和谐，秩序井然。
孔子是神吗
孔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据《阙里志》记载：“灵帝二年，诏祀孔子，依社稷。”这就是说，从东汉灵帝二年起，在国家级的祀典中，孔子已与社稷神同格。“依社稷”，就是按照社稷神的规格等级来祭祀孔子。
被列入祀典，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就意味着孔子已成为儒家的“神灵”。因为，只有神灵才能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孔子是儒家的配天大神，位格仅次于昊天上帝，与祖先神和社稷神同格。自东汉以后，孔子就走上神坛，成为儒家神灵，享国家祀典，从未间断。
孔子为什么被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孔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就是说孔子“知无不尽，德无不全”。在儒家的历史上，孔子的创造性贡献是最大的。正因为如此，孔子被称为“至圣”。至圣，就是最高的圣人，是无法超越的高峰。
圣者尽伦，王者尽制。孔子代天立言，布天恩，施天德，承天命行教化，是尽伦；制礼乐，作《春秋》，垂法万世，是尽制。孔子尽伦尽制，既是至圣，也是文王，集圣与王为一体，故称“圣王”。所以，后世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孔子有哪些著名弟子
孔子杏坛设教，首开民间私学之风，走民间道路宣传儒家思想。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弟子当中，在儒家史上影响较大的有12位，即“孔门十二哲”。他们是：颜回、子贡、子夏、子游、子骞、伯牛、仲弓、子我、子有、子路、元晦、子张。
其中，德行科高才有颜回、子骞、伯牛、仲弓；政事科高才有子有、子路；言语科高才有子贡；文学科高才有子夏、子游。
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散游诸候国，四处宣传儒学，有的成为王师卿相，有的隐居不仕。其中，颜回、子夏、子贡被升为圣人，其中颜回被尊为“复圣”，子夏被尊为“传圣”，子贡被尊为“行圣”。
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吗
在传统的中国君主制社会，只有帝王才能称“天子”，行祭天大典是帝王的特权。这一制度规范是传统君主制政体下的产物。
其实，依儒家教义，“乾称父，坤称母”，昊天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化生之源，上天犹人与万物之父；大地犹人与万物之母。所以，天下生民都是上天的子女，是上帝所化生的，都是“天子”。人祭祀天父是理所当然的。天下生民都可以祭天，都有祭天的权力，都应该祭天。
在现代社会，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就应该还“天子”的名号与身份于民，还“天子”的权力于民。应由儒家教会组织祭天大典，普通信众与天下生民都有参与祭天的权力。关于祭天大典的现代礼仪规范的制订，是儒家现代改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儒、道、佛有什么共同点呢
儒、道、佛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有很多共同点。比方说，它们对人性的认同，对人性的尊重，虽然佛教讲神性但它的神性要归结到人性。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人性，儒家是直接探讨人性；道教从另一个方面来维护来呵护人性，就是说它强调“柔”，人性不能太“刚”了；而佛教对人性的呵护是通过对现实的否定来实现的。总的来讲，儒、释、道三教都表现出对人性的肯定和关怀，只是关怀的出发点不同，路径不同而已。
儒学为什么能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所推崇
自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开始，儒家思想一直就是千余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儒家思想不光存在于统治者有意推行的各种政策，更是深入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观念之中。
儒学符合中国家国同构的国情，强调以家庭而非以个人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这一出发点恰恰证明了儒学是非常顺应封建时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也从侧面说明儒家掌握了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而道教和佛教则导人“出世”。儒家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是顺应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主张的“仁”与“礼”就是伦理与政治的结合，即一种为政治服务的伦理思想。无论儒家主张的是“利民”“富民”，还是“教民”“化民”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都是为了确立封建统治阶级本身的合法性而提出的。
所以说，儒家能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所推崇，不是某一个人有意识的选择，而是历史、社会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
怎么看待“学而优则仕”
作为一个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国家，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此为标准选贤举能的。即使在未确立科举制度的时期，选拔官员也要考试，汉代考经典，至少要考《周易》、考《论语》或者考其他。要通过考试才能当官，但没科举制那样系统的考试。所以中国的历史上的大官往往同时又是大学问家，个个饱览群书，满腹经纶。
颜回为什么被称为“复圣”
孔子生前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教育学生，他曾经从这四个方面来议论自己的学生，将各科之中比较突出者加以推举。在评论时，孔子把德行放在首位，而排列在德行一科最前面的正是颜回，颜回品格高尚，学识渊博，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学生。于是在众多的孔门弟子中，后儒把颜回列为“七十二贤”之首，像尊称孔子为“至圣”那样，尊颜回为“复圣”。
颜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21），卒于鲁哀公十三年（前481），享年40岁（熊赐履《学统》）。他14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崇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将此举定为制度以来，历代统冶者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回。
谁是“宋初三先生”
石介、胡瑗和孙复三人，在宋初倡导“守道”“尊王”，都曾在泰山求学，任教于太学。他们是范仲淹之后，张载之前的北宋理学代表人物。而理学则是儒学的一种发展，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儒家学者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
石介（1005-1045） ，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曾居徂徕山（泰安东南）下，时人尊称“徂徕先生”。石介26岁时，举进士，历任郓（yùn）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等职，后为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石介为国子直讲时，正值吕夷简罢相，仁宗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他喜而作《庆历圣德颂》，歌颂朝廷进贤退佞，不指名地斥责了权臣夏竦。因惧祸而求出，为濮州通判，未赴而去世。但夏竦仍借事诬石介诈死，奏开棺验尸。其事虽因杜衍及众士保奏而免，但累及其妻子，20年后才得昭雪。
石介与欧阳修、蔡襄等同年登科，欧阳修对他的诗文都比较推重。他曾极力提倡古文，尊崇韩愈。石介曾撰《读》《尊韩》和《与士建中秀才书》等文阐述道统。他认为道成于孔子，继之者则是孟子、扬雄、王通、韩愈。对于当代作家，他最推崇的有柳开、孙复等。石介还曾著《怪说》，激烈指斥杨亿为首的西昆体诗“淫巧侈丽，淫华纂组”，影响很大。
关于石介的文章，欧阳修曾评为“博辩雄伟，忧思深远”（《徂徕先生墓志铭》）。《明禁》《是非辨》《复古制》《辨惑》以及《怪说》《原乱》诸篇，虽不免粗疏，但长于排比，富有气势。又如《送祖择之序》一类文章，也写得颇有情致。诗歌亦有佳作，如《寄叔文》写道：“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欲丝。”颇有真情实感。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因居安定，世称“安定先生”。宋庆历二年至嘉祐元年（1042-1056）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后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胡瑗精通儒家经术 ，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是“用”。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两部分，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胡瑗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均入《四库全书》；另有《论语说》《春秋口义》，提出性情论，倡性善论，尊经，尊王。
孙复（992－1057），字明复，号富春，北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因其长期居泰山讲学，人称“泰山先生”。孙复幼年家贫，父亲早亡，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穿义理，攘斥佛老，提倡“尊王”。但他多次失利于科场，未能任官。32岁后孙复退居泰山，专心于讲学、授徒将近20年。孙复重义理而轻传注，而宋朝沿袭隋唐学风，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所以孙复“知其道不与时合，不敢复进，乃退”（《徂徕文集o上杜副枢书》）。在泰山讲学时期，孙复生活得十分穷苦，又得不到权要资助，以致于“衣弗充，食弗给，不足以逃饥寒之忧”。但孙复并不在意生活上的得失，安贫乐道，醉心于与弟子讲求儒道。其门下多出贤良之士如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皆为精英。宋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主张实行新政，与富弼等推荐孙复。孙复受诏入国事监，担任直讲，从此踏入仕途。宋仁宗对他甚是礼敬，但孙复后因事遭贬。到至和三年（1056）他重入仕途，后迁至殿中丞。嘉佑二年（1057）孙复去世。
谁是“北宋五子”
邵雍：北宋哲学家，“北宋五子”之首。 邵雍重新安排了《周易》的64卦，试图揭示宇宙规律，解释人类命运。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又被称为“安乐先生”“百源先生”，生于北宋真宗四年（1011），卒于神宗十年（1077），享年67岁。
他生于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后随父移居共城，晚年隐居在洛阳。因为邵雍长期隐居，名字不被后人所知。宋朝理学鼻祖之一的程颢曾在与邵雍切磋之后赞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他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
周敦颐：宋代理学宗祖，湖南道县人。周敦颐结合《周易》解释《太极》，为“理”生万物的理论提供了依据。
北宋乾兴元年（1022）八月，周敦颐之父病逝，后随母到衡阳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他20岁时，舅父为其找到监主薄一职。曾在莲花峰下开设濂溪书院，世称“濂溪先生”。至和八年（1063），他官居至郎中；治平四年（1067），再赠谏议大夫，并建乡贤祠和启圣祠，与孔子父母同享祭祀。晚年周敦颐在濂溪书院讲学，熙宁六年（1073）逝于莲花峰。
周敦颐就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尊为“道学宗主”。他提出了建立基本的宇宙体系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他认为宇宙的本质是运动的，动和静是一直在交替变化的。他还认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宇宙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周敦颐倡导“和”的中和思想，主张重德治、立人极、倡正气、主廉洁、讲官德，认为“诚”是最高道德原理，同时要注重“一”（无杂念）和“无欲”（无感性欲望）的修养。著有《周子全书》传世。
北宋政和六年（1116），周敦颐被封宣奉大夫，嘉定十三年（1220），赠谥元，故称“元公”。南宋淳佑元年（1241），封汝南伯。元延祐六年（1319）封道国公，历朝入祀孔庙。人们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认为他“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帝王们将他尊为人伦师表。明景泰七年（1456），封其后裔12代孙周冕世袭五经博士。明万历中（1587～1598），周敦颐与韩愈、朱熹等七人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其弟子有程颢、程颐等。江西九江有周敦颐墓，又称“濂溪墓”，墓区总面积43万平方米，曾遭破坏。墓后有弧形照壁，嵌２米高青石碑三块，分别镌有周敦颐代表作《通书》《爱莲说》《太极图说》。
张载：字子厚，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后迁之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他是北宋哲学家，理学支脉“关学”的创始人。张载与邵雍、周敦颐、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张载是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令、著作佐郎等职。宋熙宁二年（1069），他被迁至崇文院校书，后因病辞去官职，回到横渠。熙宁十年（1077）春，张载被召入京，同知太常礼院。同年冬他再一次告归，十二月去世，享年58。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其为“明公”。张载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认为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浮与沉、升与降、动与静等矛盾的对立运动。他还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见闻之知是由所见所闻得来的，德性之知是通过修养获得的，进入德性之知境界的人就能“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张载主张以温和的方式改造社会，实行井田制，实现均等，让富者“不失其富”，贫者“不失其贫”。
张载还提倡“民胞物与”思想，乾坤是天地的代称，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天、地、人三者混合，处于宇宙之中，因为三者都是“气”聚而成之物。因此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
张载著有《崇文集》十卷，《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后世编为《张载集》。
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生于湖北黄陂县，宋代理学家、教育家。程颢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程颢家中历代为官，自幼深受家学熏陶。他在政治思想上受父亲程珦影响甚深，以否定王安石新法著称。程颢在成为进士后，历任京兆府都县主簿、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等职。神宗在位之初，程颢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与程颐共同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在教育上，他先后在多地办学，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丰，形成一套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萃言》），认为教育最高目的是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他还认为教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的中心思想。程颢还提出，读书是为了“讲明义理”，“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 “学者之大患”。程颢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 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 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宋嘉祐元年（1056），宋仁宗立二程祠。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著名的嵩阳书院也是为了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o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二程的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程颐著有《周易传》。
程颐：河南洛阳人，与胞兄程颢都出生于湖北黄陂县（今湖北武汉）。程颐24岁时曾在河南开封授徒讲学。宋熙宁五年（1072）他偕兄于嵩阳讲学。宋元丰元年（1078）程颐知扶沟县，“设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元丰五年（1082），程颐在文彦博赠与自己的庄园建为伊皋书院，讲学其中近20年。同程颢一样，程颐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教育必须以培养圣人为职责。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的教育为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宋史》中称他：“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南，而达于'六经'”。
程颐思想中最核心的就是“天理”学说。这个“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规律，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这个概念也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
程颐的主要著作有《周易程式传》，他与程颢的著作在明代被合编为《二程全书》。
第二章 儒家名词解释
儒学中有许多专有名词，如儒、儒家、儒生、儒商、十三经、三纲、四维、五常、中庸、孝悌、忠恕、内圣外王、仁者爱人、仁政、民贵君轻等。要想了儒家、儒学，首先就要了解上述这些儒学名词。
谶纬
中国两汉（西汉前202-9，东汉25-220）流行的宗教迷信。“谶”是巫师方士为朝代兴亡暗示吉凶征兆所作的所谓“神谕”式预言；“纬”是方士儒生附会儒家经典杜撰的杂书。谶纬起源于古代“河出图、洛出书”的神话传说。董仲舒于《春秋繁露》中鼓吹“天人感应”后，纬书大批出现，如《诗推度灾》《尚书帝命验》《周易乾凿度》等。这些纬书把儒家经典神秘化。谶纬互通，纬书中往往夹杂谶语，“谶”有时也依托于经。西汉后期谶纬得到王朝支持，王莽和东汉光武帝都利用图谶“符命”作为“改制”或“中兴”的根据，由此谶纬更为泛滥。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会后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将谶纬经学杂揉，更使儒学神学化。谶纬受到唯物主义者王充等人的批判，在东汉末期渐趋衰微。到隋文帝、炀帝正式禁毁后，基本绝迹。现存《易纬》一种，已不完整。有些纬书只有片断散见于其他书中。纬书虽然大部分都是迷信，但在天文、历法、地理、博物等方面保存了某些科学史料。如纬书《尚书考灵曜》就有地动说，与以往天动地静说不同。明代孙殼编《古微书》中也保存了部分纬书资料。
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兄弟创立，其间经传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再传到南宋朱熹。程朱理学断言“理”是宇宙的本源，是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实体，由它主宰及派生万事万物。其学以“主敬存诚”为主，元明以来影响很大，受到统治阶级的褒扬与提倡。与陆九渊、王阳明的“陆王心学”相对立。
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道统
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孟子认为孔子的学说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并自命是继承孔子的正统。韩愈著《原道》，正式提出了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道的传授系统说，自称自己继承了真正的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正宗，开启的宋代道学的先声。朱熹则认为，儒家的道统是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继周、程为儒家正统。“道统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护身符，后来遭到反道学家的猛烈抨击。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o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原文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可提供“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的准确涵义，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格物”意为探究事物原理本质；“致知”意为达到对事物原理本质的知晓与了解。《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发行的第五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是指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一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派相对。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
东汉初年，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至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唐代，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南北经说，编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学者摒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自出新意。宋人抛开旧注，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遂渐成为宋学。明代经学衰弱，少有建树。直至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称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相近。至此，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然而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且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态度的不同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
汉学
汉学，亦称“朴学”，指东汉诸儒考据训诂之学。至清代，“汉学”特指推尊汉儒朴学风尚，以训诂、考证治经的乾嘉学派。与“宋学”相对。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为反对明末空疏不学的风气及王学流弊，主张根据经、史立论，通经致用。经学家阎若璩、胡渭等继承顾炎武的考据传统，以汉儒训诂方法作校勘、辨伪，多有创获。乾嘉年间，惠栋、戴震等更以汉儒经、注为宗，承东汉许慎、郑玄之学，专从文字学入手，以训诂考据方法治经史乃至诸子，形成吴派及皖派，汉学遂成为清学的主流，而宋学影响则不足以与其抗衡。
清代汉学家治学谨严缜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对古籍整理、辨伪辑佚、语言文字的研究，及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考索求证贡献较大。其缺点是远离清初诸大师通经致用的现实精神，迷信汉儒与古书，往往流于支离繁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目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精神治之。”
和同之辩
和同之辩，这是春秋时期关于事物对立因素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的论辩。
追求和谐，其中包括追求国家政治中君臣关系的和谐、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谐，以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般说来，这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共同的社会理想。孔子之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就讨论过和谐问题。他们认为，和，是保持不同因素的相互协调，比如各种调味品调和起来做成美味佳肴；同，就像不断添加同样的调味品，这样做不出好吃的食物。
用于君臣关系，所谓“和”，也就是在君主说是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非；当君主说非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是，以补充君主的不足。儒学继承了这样的主张，孔子认为君子采取的态度是和，小人采取的态度是同。
孔子否定同，后来的儒者就把如何才能做到和作为自己讨论的主题，其中周敦颐认为，和的前提是秩序，有了秩序才有和谐。秩序的前提是人人安于本分，即君主要安于君主的地位，臣子要安于臣子的地位，不可想做君主；百姓要安于百姓的地位，按时如数地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担负劳役，而不该有非分之想。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和谐。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和即和谐之意，它被认为是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和极高的道德境界。中国传统和谐理论产生得较早，春秋时期，思想家们已经提出了“和”的概念。
儒学创始人孔子继承了前代的思想，对和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补充，把和作为最高的政治伦理原则。《论语o子路》中记载了孔子的话，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他认为有道德的君子与人相处时，应力求做到和睦、和谐，但并不盲从附和。《中庸》中子路向孔子提问，孔子回答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则矫；中立而不倚，强则矫。”这里，孔子把和与流加以区别，所谓“和而不流”，即君子以和待人，而又能坚持原则，不为流俗所移。《论语o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虽是有子的话，但实际是孔子的思想。孔子所遵守与坚持的原则，就是一切事物必须符合礼的规范。按照礼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和谐相处，便达到了人际关系的理想境界。
同时，孔子也把和看作是一种美好的和谐状况。《孔子家语o正论解》记载孔子的话，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于猛。猛则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孔子还引用《诗经》中的“不竞不絿（qiú），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之句，认为不斗争不急躁、不刚强不柔，实施政策平和，所有的福祉就会汇集过来，如果能达到这种状况，就是“和之至”了，亦即达到了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当然，孔子只是从政治的角度，寄希望于统治者在政治上做到宽猛相济，以求获得社会关系的和谐。
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亦称“经今文学”“今文学”，是经学中研究今文经籍的学派。今文经，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作记录，多无先秦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的儒生口口相传，至汉代乃一一写成定本。如《尚书》出于伏生，《仪礼》出于高堂生，《春秋公羊传》出于公羊氏和胡母生。汉武帝时采董仲舒、公孙弘建议，表彰儒家经籍，建立经学博士，所用皆为今文经籍。又因当时政治之需，着重经文大义的发挥，是以公羊氏的《春秋》学尤盛。西汉中叶以后，今文经学渐衰。东汉初，为改变王莽的政治措施，曾恢复设立今文经博士，未几废去。此后由于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学说，经学流派乃趋向混同。清代中叶，西方强权入侵，国势日益衰弱，乃有学者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发挥公羊学，干预时政，主张变法，今文经学因而又大盛。今文经学对于西汉封建统治的巩固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清后期则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与谱法主张的重要理论根据。清代的常州学派为今文经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人受清今文经学派影响较深。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清代今文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也自有相当的价值和功绩，未可一概抹杀。就普通的影响说，在消极方面，能发扬怀疑的精神；在积极方面，能鼓励创造的勇气。不实际的结果说，在消极方面，使孔子与先秦诸子平列；在积极方面，使中国学术，于考证学、理学之外，另辟一新境地。”
经学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为诸经作训诂或发挥其义理的一门学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子夏和荀子等。秦代焚书坑儒，至汉代恢复经籍。汉武帝推尊儒家，置五经博士，开始以“通经”作为选取人才的标准，“治经”、“尊经”成为一时风尚，使经学大盛，自此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但因经书文字、来源不同，又有今文家与古文家之别。今文家多被立为学官，如《诗经》分齐、鲁、韩三家，《礼记》分大、小戴庆氏诸家，《春秋》分公羊、穀梁等家，皆由口授，称“今文经学”。西汉末，古文经兴，《毛诗》《左传》皆为古文，至东汉马融、贾逵等，为其作注释，重在训诂博辨，称“古文经学”。至唐代，孔颖达等编《五经正义》，综合魏晋南北朝以来“南学”和“北学”的特点，成为义疏之派。宋代经学则重义理，称为“理学”，又称“道学”“宋学”。其中又分“程朱”与“陆九渊”两派。明王守仁上承陆学，后人合称“陆王心学”。至清，程朱与陆王两派俱无新义，经学家多宗汉学，又称为“朴学”，研究成果在汉、宋两代之上，对历代经学进行整理，贡献卓著。周予同曾说过：“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伦理学以成。”
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出自《论语o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在早年的政治追求中，一直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
至于礼，孔子推崇周礼，以西周之礼作为行为规范。孔子认为，一方面，礼是社会生活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礼还是一种政治规范。孔子想通过“克己”而“复礼”，最终达到“归仁”。从而实现“有道之世”，建立“小康”“大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良知
良知是天赋的道德观念，最先由孟子提出。他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是天赋予人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以后明王守仁根据他的观点，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并把“致良知”作为道德修养的方法，以达到证明封建伦理是永恒合理的这一论点的目的。《孟子o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明王守仁《传习录》：“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有《答人问良知二首》诗之一：“良知却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
六艺
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出自《周礼o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何谓“礼”？
“礼”指礼仪，礼貌。不学礼无以立，《管子o牧民》中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自古都有礼乐之官（司礼），孔子上代屡为司礼之官，孔子少即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o孔子世家》）。在国家宗庙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设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衙曹，设立读祝官、赞礼郎、祀丞等礼仪官。如唐代设立有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六个部门；明代则设置太常司，太常司设卿、少卿、丞、典簿、协律郎、博士、赞礼郎。
何谓“乐”？
“乐”指音乐、诗歌、舞蹈等。有“礼”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有庆贺燕飨之乐则必有五音（宫、商、角、徵、羽）伴奏，古代朝廷设立掌管音乐的官吏，并负责宫中庆贺燕飨之乐。历史记载孔子主要有三位老师，相传他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师襄， 春秋时期鲁国著名乐官， 孔子的老师之一，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史记》里说他是“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
何谓“射”？
“射”指射箭技术。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因此，“射”不但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
何谓“御”？
“御”指驾驭马车的技术。郑玄注：“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就是说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过通道而驱驰自如；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
何谓“书”？
“书”顾名思义，指汉字的造字方法。 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何谓“数”？
“数”指算法。数艺九科包括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九数”即九九乘法表，古代学校的数学教材。古代数学家把数学的起源归于《周易》以及“河图洛书”。如宋朝时期著名大数学家秦九韶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
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是由儒家学者陆九渊、王阳明发展出来的心学的简称，亦可称“心学”。 陆王心学强调以人的本心作为道德主体，由自己决定道德法则和伦理规范，使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凸显出来。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至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守仁首度提出“心学”二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民胞物与
民胞物与北宋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张载倡导一种普遍之爱的思想，力求把仁推广于普天下的万物人类，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博爱主义”。他在《西铭》一文中具体阐述了民胞物与：“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也就是说，从天人一气、万物同性出发，人类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整个世界都是一家。在这一家庭结构中，天地是我们的父母，君主是父母的宗子（嫡长子），大臣则是辅助宗子的管家。我们既然都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也就理当顺从于父母君臣对我们生活和命运的一切安排。等级是天然的、先天的，所以人应该承认、遵守这种等级，应该遵守伦理道德，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命运的安排，是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
张载的民胞物与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它既有调适人的心境、扩展人的胸怀、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之意，也有提倡逆来顺受、不作非分之想、维护等级秩序的稳定意义。这一思想成为北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调适人伦道德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直到近代社会康有为、谭嗣同等思想家从西方引入新的否定等级差别的平等博爱观，民胞物与说才被“天下大同”观取而代之。
民贵君轻
“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理想，意为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基础，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具有民本主义色彩，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家有极大的影响。
孔孟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这是民本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孔子曾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以及“修己以安百姓”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广施恩泽，让人民安居乐业。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经孟子继承而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中国的政治理想中，除法家外，都认定民是国家的根本，但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实际政治中，却一直是君主专制，这样就形成了矛盾：政治的理念是以民为本；而现实的政治，却是以君为本。这种矛盾不可调和，其对立程度即形成了历史上的治乱兴衰。
内省
“内省”是儒家一种修身养性、提升人生境界和求知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它作为一种干预、影响及完善人的方式，在理论基础、方式和应用上都与西方心理学内省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儒家的内省作为一种本土心理文化资源，对当代心理学的发展有三方面启示：有助于心理学对人类心理本质的认识完善；有助于令心理学把握到人类心理的本真面貌；有助于心理学帮助人类实现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
孔子所提出的内省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孟子首先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当自已的行为与别人发生矛盾时，首先要自我反省。他教育学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凡是自已的行为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就应该自我反省。“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敏。”荀子也提倡“日三省乎己”，主张培养“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他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也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菑（zāi）然必以自恶也。”这句话就是说看到善良的举动，一定要一丝不苟地拿它来对照自己；看到不好的举动，一定要心怀恐惧地拿它来反省自己。如果善良的品行出现在自己身上，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爱自己；不良的品行出现自己身上，一定要像深受其害似的痛恨自己。
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o天下篇》。但这并不妨碍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因为自宋以来，儒道释三教逐渐合流，理学出现，而后开始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括之。
所谓“内圣”者，“内”在于个人自己，即要自觉地做圣贤功夫（做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具体而言就是指修身养德，要求做一个有德性的人。
所谓“外王”者，“外”在于达于天下，即要行王者之道。即是说个人通过提高自身的心性修养来达到高尚、理想的境界，且把这种高尚的心性修养推广到自身以外的社会领域，以此来治国安民。具体而言就是指，齐家、治国、平天下。
“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儒家学说的根本目标和最高境界，也是古代许许多多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爱国的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
孟子发挥了“内圣”之道，使之成为对以身作则式的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是由“不忍人之心”而发扬的道德自律和突出个体人格价值的人格理想与主体自我选择。荀子发挥了“外王之道”，使之成为注重改造外部世界，注重破除虚妄迷信的认知，积极进取的理性精神和重实践的品格。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共同形成了儒家的人生追求和理想境界。
七教
七教，古指敬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贪、谦让七种道德规范。《孔子家语o王言解》：“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曾子问：'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
七情
“七情”是中国古代儒家关于人性、人情学说中的一个概括性概念，指人本身就具有的七种感情或心理，即喜、怒、哀、惧、爱、恶、欲。儒家关于治人七情的道德说教，多具有禁欲主义倾向，同时又为统治者凭借礼的规范向被统治者灌输封建道德提供了依据。
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这是儒家学说的最高道德概念，是儒学所主张的爱的方式。这种爱的基本原则，推崇血亲关系，并能普爱他人。
关于人的德行，孔子强调仁和义。义是“事之宜”，也就是“应该”。
义是形式上的观念，具体指人在社会中应该做的事情。“仁”就是义的具体化，仁的本质就是爱人。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回答说：“知（智）人”。樊迟不懂，孔子又补充说：“提拔正直的人居于上位，能把邪恶的人变得正直。”樊迟还是不懂，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夏解释说：“舜把皋陶提拔起来了，不仁的人就躲开了；商汤把伊尹提拔起来，不仁的人就躲开了。提拔正直的人，按照礼仪制度行事，这才是儒学要求的爱。”根据这个意思，孟子说：“为天下提拔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叫做仁。”
后来，朱熹说，仁是“爱之理”。就是说，仁使得儒学具有自己特殊内涵的爱，是爱的法则。所以不能把仁仅仅归结于爱，仁只是儒学的爱，是和其他思想家主张的爱，和世界上其他文化体系所主张的爱，和今天社会所主张的爱的涵义稍有不同的特殊的爱。
仁政
孔子在对“仁”的解释中，已有关于“仁政”的思想。 孟子发挥孔子学说，明确提出“仁政”的主张。“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涵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
孟子所说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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