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所有这些,我在我的教学中使用的原始素材从哪来呢?大多数情况是根本找不到现成的参考资料的,看来非得由我亲自发掘这些材料了。发现适用于每个专题的材料,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幸亏那些基金使我从开始就至少也能雇用一个人来帮助我做这项工作。
还以财政学的课程为例,在公共支出的职能分配的小标题之下,教科书上自然讲的是在美国的职能,参照一些英国的情况。我遇到的难题是要把公共支出在中国的职能分配讲给我的学生听。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收集中央政府各时期的有关支出的资料,而这只有从北京的财政总长手中才能弄到。经过重重困难,我还是得到了那些情报,并且根据这些情报写出在中国支出的职能分配。
讲到公共岁收这个课题,就有必要讨论租税的范围--在中国由政府苛收的各种捐税,谁是首当其冲的对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首先得从专门租税中推算出岁收数额。在20年代末,中央政府最重要的税收是关税,其次是盐税,最后是货物统税,这三项一共占中央政府总岁收的将近90%。因而我就得弄到政府从关税、盐税和货物统税中征集税款的数字。在这个题目上没有可供我参考的书,我只能从原始资料中动手。有关海关的资料我依靠海关总监有关贸易统计表的年报而且从每年统计表推算出每年从进出口征收税款的数额。幸亏管理盐税的行政部门也出版年报。然而关于货物统税就没有出版的年报了,我只好去找负责货物统税的税务官索取原始材料。通过一系列的私人交往,获得了这些材料之后,我还得进行推算。下一步要表明这些税收都是间接税,而且都通过提高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去了。这也需要参考原始资料。
在公债的小标题下,我也搜寻出一些原始资料。中国政府在20年代,通过大规模在国内外发行公债来筹措资金。然而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绝大部分债务是不发表的,看来想要获得我所需要的资料是很困难的。幸亏在20年代中期,在北京有一个内阁下属组织,对于外债和内债进行过研究。这个组织的主任颜惠庆和秘书长Y.T.邹恰好我都认识,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能够得到所有的尚未被利用的各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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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