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经济增长因素正发生转变
从20世纪大萧条开始，人们遇到金融或经济危机时，都很容易动用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即扩大货币投放进行救市，似乎这已成为应对危机的灵丹妙药和传世经典。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急救之后经济能够得到恢复，实现由萧条到复苏再到高涨的发展预期的假定基础上的，并希望将应急措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发展中加以消化。尽管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已经投入巨额资金，但目前预期的增长目标却并没有实现，救市的假设条件似乎并不存在，而扩大货币投放的负面作用却在不断显现。而从长期来看，此次危机以来，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巨大转变。
（一）政府刺激政策的余地日益收窄
2008年当雷曼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联手采取了力度空前的救市行动，向市场释放流动性。2010年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的确出现了复苏的迹象，金融危机好像过去了。但到了201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又开始下滑，社会失业率还是高企，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严重通货膨胀或债务危机的压力，消费增长受到很大束缚。人们才恍然大悟，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过去，我们还是在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发达经济体再也没有能力继续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政策刺激的空间日益收窄。
（二）技术创新、新的产业和市场尚未形成
经过最近一轮的全球化的大发展，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按照PPP计算，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全球总量的50%，且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拓展的余地已经不多。如果没有新的地域市场的开发，仅仅依靠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余地和作用又是有限的，因为新的技术和产业的出现，往往会削弱甚至淘汰旧的技术和产业。从这一角度看，像美洲新大陆开发、社会主义阵营开放那样推动世界经济出现重大发展的机会，现在似乎非常渺茫。
（三）人口老龄化制约消费增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升，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下降是必然的趋势，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人口负增长的考验。目前，“二战”之后“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而劳动人口增速又未能跟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渐渐在西方发达国家浮现。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发达国家原来经济金融雄霸全球、大量聚集全球财富的先发优势逐步削弱，有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但建立在全球财富高度聚集基础上的高福利制度（高工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等）和巨额军备开支的习惯却没有得到相应调整，已经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负担，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持续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面临长期低迷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的高负债、高支出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控制政府开支，调整社会福利和军备开支。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达国家消费前景都不容乐观。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新兴经济体往往都是以资源求发展，以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和环境保护等吸引先进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等扩大生产，往往表现为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经济。目前，随着发达国家消费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抬头，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面临威胁。与此同时，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劳动力成本上升，新兴经济体赖以高速发展的产业已经面临饱和甚至过剩的困境，原来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严峻，经济增长可能减缓甚至有可能出现大的波动。
总之，世界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已经进入重大调整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达经济体都可能陷入低迷，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也在下滑，世界经济秩序面临转变。在这种状态下，国际经济、政治领域的争端将可能升级，国内和国际矛盾或被严重激化。对此，需要有良知、负责任的政治家、专家学者、宣传媒体等作出客观的分析和冷静的判断。
三、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大调整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全球经济力量的对比将发生巨大转变，新兴经济体的份额进一步提高，由此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
第一，全球金融重心东移。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转移，以及亚洲金融业在危机后的迅速崛起，全球金融的重心也将随之东移。到2020年，亚洲银行业、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有望成为与美国、欧洲三足鼎立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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