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新古典主义对金融危机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解释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局面，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这一难题。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先后兴起，特别是里根总统上台后，综合供给学派理论、传统保守主义的预算平衡论和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里根经济学”得到发挥。新古典主义各学派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重新表述、补充、修正和改造，重新树立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在理论界的威信。
最突出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他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强调货币作用，极力主张货币政策，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地、有节制地增加，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或目标。除此之外，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
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金融监管进入放松管制的十年。金融监管从管制向更灵活、更富弹性的监管方式过渡，使得调节金融市场的基本力量由政府管制转向市场机制，推动了金融业的合并集中，使金融机构更具竞争和创新精神，原来的限制性金融体制开始走向新的竞争性体制。四、基于新凯恩斯主义对金融危机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解释
新古典主义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典型表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被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亚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证明了其局限性。凯恩斯的干预主义开始重新抬头，在吸取新的实践教训的基础上，新凯恩斯主义为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补充了微观理论基础，同时吸收了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合理理论和政策主张，发展了更贴合实际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表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国家干预的温和性；二是国家干预的适度性；三是国家干预的原则性。
随后，金融改革重新进入严监管时代。新的法案取代了过时的法案，提出对银行资产更高的质量要求，加大对创新衍生金融产品的监管，开始注重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过此时的监管更多的是对信息披露的规范，而非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行政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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