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适应中国
范礼安采取的“温和路线”（modo soave）在中国被称为“适应”策略，这种说法在利玛窦的著作中至少出现过两次。1599年，他在谈到《交友论》（1595）的写作标准时说，“我要全方位地适应他们[指中国人]，故有必要时，我会改动哲人原句，代之以我自己的措辞。”利玛窦在自述其传教宏图时，提到他曾“修订”北京皈依者为圣母会（Marian Congregation）第一次集会所作的会规，“使之与基督教的方式相适应”。是为反向适应：让中国适应于基督教。
在耶稣会传教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的适应策略可以在托马斯主义与伊拉斯谟思想中找到其神学根源。按照伊丽（Elisabetta Corsi）的看法，本土适应是一种工具或解释学手段，在应对复杂的文化、宗教问题时十分合用。这一点得到了利玛窦的证实，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下教理要略与基督教教义有很大区别，故利玛窦在创作《天主实义》时采取了“适应化”的方法。
《天主实义》旨在以基督教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与宗教的真实情况，它只讨论那些属于自然启示（按经院神学的说法）范畴内的问题。利玛窦将这些论争追溯到中国古籍，1609年他写信给当时在日本的巴范济副省长，对他的方法作了神学上的解释：
读过这些书籍，我们会发现其中绝少有违背理性之光的地方，许多地方反倒能与之相洽……上帝是仁慈的，我们可以想见，他们的祖先已在上帝的助佑下发现了自然法，并因此得救。
《天主教要》则有多处教授了与直接启示（positive revelation）有关的内容，这一点对于信徒受洗及基督徒生活来讲，殊为重要。我们必须了解这一显著特征，它本质上属于神学范畴，而这是为利玛窦所明言的，也必然是经过范礼安首肯的——尽管不是范礼安亲手打造的，因为巡察使只行使领导权，无须践履使徒的职分——了解这一点，才不会对耶稣会的传教策略作出不准确的评估。
五、中国礼仪问题
利玛窦和范礼安算得上幸运，他们不曾亲历礼仪之争（1635-1742），而这场争执摧毁了他们的传教策略，也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声誉。对待这一问题，他二人也持相同见解，他们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也布置了审慎、可行的解决方案。利玛窦自述传教经历时，曾在两个重要段落中写道： [祭祖追远的仪式]远非偶像崇拜，可以说，其中不存在迷信因素，不过，有朝一日他们若是成了基督徒，为死者灵魂着想，还是将这些仪式改为对贫苦者的布施为好。
接着，利玛窦解释道，庄严肃穆的祭孔仪式是为了“赞颂孔子留给后人的伟大学说，他们[指祭祀者]当上文官或是获得其他荣宠，正是凭着孔子的遗教，仪式中甚至没有任何祷词，也无须向孔子求告，至于他们的祭祖仪式，恐怕也同是如此”。耶稣会士们采信了这种按照“盖然论”（probabilism）的道德原则所作出的解释，受其启发，利玛窦于1603年12月发布了数条教令。
此时已是范礼安生平最后一次居留澳门，利玛窦的这些教令得到了他的首肯。利氏提起此事时亦语出庄重：“[范礼安】就我们遇到的诸多疑难事项作出了最终的、也是十分审慎的裁定。”“诸多疑难事项”中包括尊孑L祭祖，这一点德礼贤已有令人信服的论证，循此思路，胡天龙（Francis Rouleau SJ，1901-1984），邓恩（George Dunne SJ，1906-1998）及米纳米基（George Minamiki）进一步指出，德礼贤根据的是从耶稣会士毕嘉神父（Giandomenico Gabiani， 1623-1694）那里流出的一套文件，文件是24位传教士在被迫居留广州时（1666-1671）纂集的。毕嘉汇总并清理了这些文件，但它们未能保存下来，其中就包括利玛窦于1603年发布的指令、范礼安的批复，以及一份来自范礼安的后续文件。该文件作于同年，内含他就同一议题向驻华传教士们所下达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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