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复兴中的精英缺位
上面的论述旨在指出启蒙主义鄙视、仇视传统习俗、节日的立场之荒唐。但很多知识分子却缺乏反思精神，在见证了诸多社会文化灾难之后，仍然坚持这样的立场。而这一点，也昭示了习俗在中国复兴的难度之高。
传统是代代相传的东西，大体上，它可以分为两部分：民间的习俗礼仪，及精英的思考和言说。用人类学的术语说，前者是“小传统”，后者则代表“大传统”。不过，这两者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个传统的形成与维续，既依赖于民众不假思索的尊奉，也有赖于精英的引导、疏导。其具体途径，就是“内在的批评”。也就是说，站在传统的视角，用信奉那种礼俗的民众所能理解、接受的理由，将此礼俗导入理性的轨道。使之既能安顿人间秩序，又不至于损害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
二十多年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收缩，传统呈现出某种回归、复兴迹象，尤其是在农村。从理论上说，这种复兴是可取的。因为，一个社会秩序、市场秩序、法律秩序、乃至宪政秩序的维系，离不开人们对于道德规范的本能遵守。而这样的道德规范，总是蕴涵于传统性载体中，比如，宗教、礼仪、风俗。理性主义者曾经设想，可以凭空创造出新道德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理性的自负。为了给这种新道德开辟道路，他们首先致力于摧毁旧的信仰、习俗、礼仪、生活方式，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失范。当国家权力还具有强大控制力时，社会失范并不明显。一旦放松控制，个人自由，就变威了个人的放纵和胡作非为。当下市场秩序混乱、人际关系冷漠，正是当年强制性移风易俗的“非意图后果”。传统礼俗的复兴，可以为道德秩序的重建提供载体，道德秩序又是市场秩序和法治秩序的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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