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一个国家也唯有能确实建立以“研究”为导向的“新型大学”，且创造出值得令人学习的学术成绩，才叫真正以“学术”恢复民族自信心。普鲁士、美国为提升自己邦、国的地位，都曾作过这种努力。普鲁士于1806年在军事惨败于法国，都城为法军占领，然而在战败之后，普鲁士对于其他各邦的影响力量，反而大为增强，居于全德意志各邦领袖地位，成为全部德意志民族的政治道德中心，其主要原因乃是由于1810年柏林大学的成立。柏林大学的经营，首先是聘请最为杰出的教授，每一个教授席位都由最有研究成就的教授担任；其次是将所感兴趣的研究变成教学的主要项目，每位教授都将他的优秀学生集合在研究室里，指导学生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再者是每位学生为了要证明他能力的优秀，都分别担任一项独立性的研究工作，研究结果则写成论文形式，并予以出版。故柏林大学的卓越成就，并非完全来自它优越的物质条件，乃在它迥异于旧有大学的教学方式与内容。
柏林大学新风格的影响力，不仅散布于德意志，而且扩散到美国，成为美国改革高等学府的范型。在南北战争前，美国的高等教育根本无法与德国大学所提供的教学相比拟。而是跟随英国类型，发展一种学院式的路线，学科研究的终点就是学士学位的获得。显然地，这种形态的高等教育，不能与国外大学，尤其是德国大学那种早就限定以学士学位以上的课程作为研究对象的高等学府并驾齐驱。因之，19世纪时，精力充沛的美国青年人被吸引到德国接受高深训练，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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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叶隽
本书以教育学的立论来剖析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办学的历程，尤其是他将理想转化为教育实践的努力，实有值得借鉴之处。
——台湾花莲教育大学前校长 陈伯璋
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如何以其经验、胆识与睿智，掌握北京政局与推展北大的质变?如何将原来充斥着当官发财的北大学风，导向活泼进取与坚实细致的研究精神?通过吴家莹教授这本书，一般读者或各级学校校长，将可获得多样且丰富的启悟。
——高雄师范大学教授 庄胜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