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刻本《水经注》从《大典》本中吸取了不少有价值的内容。乙酉年(1765),戴震在《水经考次·附考》中,对于渭水郦《注》仅补了九十九个字;而自刻本《渭水篇》第十七页与殿本十八卷二页一样,都增补至四百三十七字。关于颍水错简,《附考》虽纠正了朱笺本部分错误,但却未能考复原貌,。¨而自刻本则恢复了原貌。又如《水经考次》、《水经校稿》的目录上均无“序”(即郦《序》),自刻本于目录最末,即“禹贡山水泽地”之下加了个小写的“序”字。殿本郦《序》冠于目录之前,自刻本置于书后,这可能与原书在浙时已刻四分之一有关。
两百多年来,人们在评价戴震的郦学成就时,总是把殿本看作他整理《水经注》的代表成果,却很少注意到他的自刻本,更谈不上对这两种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了,这对于全面正确地评价戴震的郦学思想,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自刻本无成书时间。丙申年(1776),戴震在京与段玉裁通第八札时,寄去了“《水经注》全部,计十四册”。武英殿本也无成书年月,据段氏“与聚珍板同时而出”云,那么这两个本子均成于乾隆丙申或丙申之前。
需补充说明的是,梁氏在《书目考》中,于自刻本、武英殿本之外,又列了所谓“遗书本”。查自刻本《水经注》,有册数不同的两种,一种为十四册装,一种为十二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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