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
一、论学绝不逊欧人
一九一六年，赫赫有名的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一八七五至一九四五)在中国担任法国驻中国使馆陆军武官次官，七月中到上海，张元济在家中请他吃晚饭，座中有缪荃荪、叶昌炽、蒋汝藻等，也有寓居沪上海日楼的沈曾植，据叶昌炽记载，这场宴会成了四十岁的伯希和与六十七岁的沈曾植的学术对谈，“乙庵与客(伯希和)谈契丹、蒙古、畏兀尔国书及末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其他客人插不上嘴，只好洗耳恭听。
伯希和虽然年轻，但要与伯希和谈论契丹、蒙古、维吾尔等非汉族文字和摩尼教、婆罗门教等非汉族宗教，却不那么容易，伯希和精通亚洲各种文字，曾经主持《通报》 (Toung Pao)的编辑，因为批评凌厉苛刻而享有“学界警察”的名声，后来还被从来自负的傅斯年称为“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何况，欧洲学界从十九世纪起就关注中国周边，所谓南海和西域史地之学向来是他们的强项，后来几乎所有关注“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中国学人，都要到那里去问学。而这个除了去过一回日本，基本未出过国门的沈曾植，居然能够在这些学术前沿话题上与伯希和分庭抗礼，真的让人吃惊。王国维在《沈乙庵尚书七十寿序》中说的“道咸以降之学新”的“新”，其实说的是当时中国一流学者，已经在西洋东洋学者的擅长领域中入室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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