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实用价值一点而言，“孔子名高实秕糠”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当年孔子就“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后来孟子也如此，齐威王、梁宣王等向他讨教具体的治国和对付隔壁邻国的方略时，孟子那一番有关仁义的高谈阔论就不解决实际问题，起码是远水不解近渴。按照《史记》的说法，“（他）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也许正是脱离了实用价值，反而容易使其升华，成为一种精神信仰。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就在于他的迂阔，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苟同于流俗，结果只能回老家与他的徒弟们著书立说去了。至于后学们虚构出的“内圣外王”一套说法，一心想着两头通吃，不仅无可操作性，还有很大的欺骗性。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倒是先王后圣更便于付诸实施，是皇帝么总会有新衣穿的。<br> 当四书五经还是读书人仕途的敲门砖时，当它们还是换取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的筹码时，不过是一种谋取利碌的媒介，而不能成为精神家园。儒学的去功能化，不仅不会导致其衰落，反而还成全了它，即如在日本，在韩国，儒学和治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密，反倒是香火绵绵不断。那里的人们也就没有在歪歪斜斜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两个字来，糊糊涂涂就马虎过去了，进入现代社会，公民的人格也没因此残损破缺。<br> “仁义”也罢，“中庸”也罢，作为价值取向，很是高尚，值得普世推广。并不因为某些倡导者的虚伪，就派定相关学说是伪善的、只为专制统治服务等等。不过高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与实用和效益保持距离，非工具化和价值中立。一旦被拖人现实的泥淖，为实用目的服务，作为策略和手段来运用，就会失之偏颇，就会有美美恶恶之辟。只有儒学工具化过程的结束，其内涵的价值理性才会得到进一步开掘，其精神层面的力量才能逐步积聚，成为民族和群体的信仰。<br> 再来说说康有为的立孔教为国教的方案之所以无法推行，我以为，主要是那时的儒学还没有去势，这位大成至圣文宣王和现实生活中气势熏天的权贵们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有着统治工具的嫌疑，难怪目光如炬的鲁迅和五四新青年一代人不答应，革命党人不答应。居然，要不要打倒孔家店，要不要反对各种名头的尊孔读经，成了那时新潮学子和封建余孽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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