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型。社会关系模式由重理性的现代性转入多义的后现代性。<br> 3.工业生产模式的改变。工业生产模式由20世纪初以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福特主义转移至以全球范围中心化为目标的后福特主义。<br> 4.媒体体制的转换和媒介之间的融合。在社会巨变的浪潮冲袭下,大众传媒的媒介角色和媒介职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媒体的重心从公共服务体制转移到商业运营体制上来,资本的累积及利润的创造成为其首要目标;此外,媒介之间的聚合行为促使世界上大多数的影视产品掌握在以西方为主的少数几个跨国媒体机构中,这些跨国媒体所制订的游戏规则,规范着其他媒体的生存方式。<br> 媒体环境与本质的改变使得原本固定的认同形构,以及媒体传统上对社群、民族、国家等在政治领域认同建构时所起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琐碎化,个体和社群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变幻与流动的趋势和特点。达格伦站在后现代的角度声称,在西方,人们对宏观的代议民主已经失去兴趣,他们远离以国家、国会、政党为长期认同的政治,转而投注到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认同,这种微观政治的特征是以阶级、性别和种族差异建立短暂的联盟。以强调自主、自觉、改善生活品质,建立集体认同为目标的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如女权、反战、生态保护等),以及建立在种族、性别、宗教、亚文化群体基础之上的非地域性社群的出现,使身份/认同在后现代环境中的构筑和理解日益变得困难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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