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为标志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以传统农村共同体向现代农村社会进化的自然过程受到严重挫折为背景展开的：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结构受外力强迫逐步向现代形式演进的同时，农村组织结构则出现了“倒流”（农民在受严酷剥削的同时更加深刻地依附于土地）。另一方面，国家经济被强行纳入帝国主义经济体系，而农村经济则依然深陷于传统的租赁关系，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交换与财产关系并未进入农村生活形态。郑大华在他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中较为详尽地列举了导致农村经济“崩溃”的几点原因如“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统治阶级的地租剥削”、“天灾人祸”等①，但是他并未分析当时农村内部的现状，如农民之间的交换关系、财产与地租的关系等。而这些因素实际上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农村自身的组织形态具有极大的意义。<br> 本书认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实际上依然处于一种前现代社会的村落结构形态。这种形态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农村共同体。从经济维度上看，“集市”在中国农村的经济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功能。但是，通过“集市”交易所形成的并不是商品意义上的利益或交换，相反，它仅仅是一种基于满足日常生活必需的较为原始的物物交换。从政治维度上看，中国传统的农村是以村落为单位。村落绝大部分以宗亲关系为基础，相互之间又存在地缘上的邻里关系。这种以宗亲血缘、邻里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形态客观上就直接弱化了经济利益关系在生活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民国时期的乡级政权尽管在区划上下辖若干个村，并且通过保甲制度使农村的村落与宏观的政治建立起联系，但是它极少对农村内部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于建嵘在他的《岳村政治》一书中也使用了“共同体”这个概念，但他显然并未关注“共同体”与“社会”在经济关系性质上的区别，相反他实际上等同了这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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