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碰巧土地肥沃、糖蔗长势喜人，这种用途的局限性就更显著，我们甚至只需24000公顷的土地就能收获原本48000公顷土地上才能收获的糖蔗。或许，如果需要花费20多倍甚至100倍的土地、资本和劳动获得等额的糖蔗就更好了！我们对这样的新产业或许寄予了厚望，并值得国家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因为这个产业为国内劳动力开辟了广阔的就业市场，但无法达到事半功倍的结果！这就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是时候立法改正这一错误了。
　　但糖产业是这样，面包产业却不是如此。因此，如果一个产业有用与否不是根据其所需劳动力的数目，而是根据为满足一定需求而引起的劳动力的增加，显然我们就会希望任何一公顷的土地都颗粒无收，每一颗谷粒都是瘪瘪的。换言之，就是希望我们的土地是贫瘠的，这样一来，就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甚至有人得出就业机会与非生产性程度呈正比的结论。毕吉欧的布道者森特一克瑞科、杜邦男爵和德阿戈特会声称：面包价格是贵的，工作是充裕的。据这些人士说，法国是富裕的。
　　为达目的，我们进一步期待人类智慧的弱化或泯灭，否则只要有智慧，就会无休止地追求提高结果对手段的比例、产出对努力的比例。这是人类智慧的唯一意义所在。
　　因此，西斯弗斯主义是那些决定我们国家产业命运的一伙人的教条，这么说或许有损他们的形象并有失公平。这一教条左右了我们的内阁大臣只是因为立法者信奉它，立法者信奉它只是因为他们是选民的代表，选民被灌输了这些想法是因为公众的意识中充满了诸如此类的观念。
　　我觉得很有必要再次声明，我并不旨在谴责毕吉欧、森特一克瑞科、杜邦男爵和德阿戈特等自始至终奉行西斯弗斯主义的人。这些人在处理私人事务时并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通过交易为自己谋取利益，避免自己花费更多劳动直接生产。我强调的是，这些人在处理国家事务时运用的却不是处理私人事务的那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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