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关注媒体与司法关系，应当是1999年重庆市綦江虹桥案件审判的时候。当时此案由重庆市检察一分院起诉，重庆市一中院审理，那时我正好是刑事诉讼法方向的二年级博士研究生，在刑事诉讼法学习方面刚刚起步。记得当年中央电视台请陈卫东教授进行现场点评，而他谨慎地只是进行了程序性点评，告诉观众上一步是什么程序、下一步应当进入什么程序。
当时，我和很多普通观众一样，存在疑惑的问题是：对正在诉讼程序中的案件，专家到底能说什么、媒体能报道什么？现场直播审判是有利还是有弊？在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媒体的评论是不是有不同的限制？法院是否能限制媒体、如何限制？媒体如果进行不当的报道和评论，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为什么美国的案件经常通过所谓法庭电视台现场直播，而英国的著名案件则禁止在国内直播甚至于禁止报道，它们的法律到底是如何规定的？中国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空间应当如何协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由于资料有限和国内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缺乏，这些疑惑在我心中一直没有得到解答。
10年过去了，中国的司法在向文明、进步的方向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媒体与司法关系》（法院版）也已经进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课题和司法解释计划。
而我2001年7月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按照陈兴良老师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倡导的方法，选择了一个“四平八稳”的题目——《刑事简易程序研究》，博士论文完成并出版以后，休整了一年。2003年8月到2004年8月，我受组织部门调遣到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杨洪梅检察长的助理。在此期间，我对“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研究仍然没有起步，但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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