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志与法权意识的契合：和谐社会法制构建之精神前提的历史哲学考察》所确定的研究目标是“和谐社会法制构建的精神前提”，这决定了本课题不是一种技术性的考察，而是一种法哲学研究；而“精神前提”其实都是历史性的生成和积淀。因此，我们审视和谐社会法制构建的精神前提就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华帝国政治和法制的精神传统；二是西方民主政治与法律文明的传统。这两者自19世纪中叶以降迄今仍相互纠缠，成为我们现时代精神生活困境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又可以说，我所从事的是法的历史哲学研究。

    五、儒法之争与帝国政治意识的诞生
    随着西周王室式微，中国“古代文明”时期结束了，历史进人春秋战国时代，一场天崩地裂的巨变发生了，在这场巨变中，“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宗法人伦秩序的破坏和紊乱标志着通过礼制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模式的解体，史籍上所说的“礼崩乐坏”的局面严重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恰是礼乐规范秩序的被破坏催生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思想时代——“轴心期”的诸子百家时代。诸子百家都是通过对崩溃了的礼乐秩序进行反省和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所谓“百家争鸣”则是根源于他们对传统礼乐秩序之精神实质与社会功能的不同判断。
    “百家争鸣”的确是“轴心时期”精神突破运动的基本景观，其中“儒法之争”特别凸显而尤其引人注目。“儒法之争”不仅存在于春秋战国时代，也不仅存在于秦汉帝国创立过程之中，而且以后历朝历代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儒法之争，人们总是习惯于将政治家和改革家们要么归于儒家，要么归于法家，而历史上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们往往也以儒家自居而指责对方为法家。即使到了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儒法之争”的身影仍然没有消失，这个身影有时甚至还相当厚重，“文化大革命”中还出现了“评法批儒”的思想政治运动；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法治与人治”的争论，将“儒法之争”的历史思想剧目再次上演。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于儒法之争的实质内涵关涉到“如何建国”和“如何治国”这两个重大政治问题，这也是“轴心期”精神突破之政治性结局最为核心的内涵。

导论：和谐社会与法制构建的精神关联
第一章“轴心时期”中华文明的精神突破
一、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期”说
二、“三代”之“礼乐文明”传统
三、政治之“道”与“德”的精神追求
四、儒家对“礼乐文明”传统的意义阐释
五、儒法之争与帝国政治意识的诞生

第二章 中华帝国政制的创立及其法制构架
一、中华帝国政制的创立
二、中华帝国政治的根本使命
三、“礼刑合一”的帝国法制构架

第三章 中华帝国遭遇的西方政治与法制传统
一、“西方的特殊性
二、希腊城邦政制与理性精神
三、罗马帝国的政治与法制追求
四、帝国记忆与现代政治意识的诞生
五、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精神与法治原则

第四章 中华帝国政治与法制的现代转型
一、无法回避的现代“革命”问题
二、“华夷之辨”与“万国公法”
三、突破“天下”秩序观的戊戌变法
四、国民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政制建构
五、现代政治怨恨与法制虚无化

第五章 通往“和谐社会"的政治与法制构建
一、“和谐社会”的政治哲学意蕴
二、经济的全球化与人权的普遍性
三、基于普遍法权原则的政治承诺
四、“世界公民权”视野下的政治与法制景象
结语：“人类和谐”信念的历史哲学表达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