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满洲”事变的过程中,若槻和犬养内阁在外交政策上的软弱、犹豫和矛盾以及由此引发军部在对外行动中独断专行而出现的外交决策系统的混乱,使天皇对原本就深感对自己权力造成严重限制的政党内阁彻底丧失了信心,遂决意接受牧野、木户等近臣的建议,放弃从大正时期开始的政党内阁的尝试,组建由各利益集团的代表构成的“举国一致”内阁,以便在官僚政治的政策制定体系中,确保自己作为政策最终裁决者的权力中心的地位,防止对外交主导权的争夺蔓延为对国体否定的危险。
在对政府的组织运行机构作出上述重大变革后,天皇对自己大权的行使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因而对外交政策的指导表现得更为大胆和公开。1933年1月9日,天皇提议由他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就关东军侵入山海关后导致的日本国际形势恶化进行评估,并专门研讨对应之策。①2月4日,天皇在没有对斋藤内阁进行任何意见咨询的情况下,以“不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为条件,同意参谋总长的热河作战申请。②而且对热河作战导致日本与国联关系的决定性破裂似乎早有善后之策,当外务大臣内田为日本面临退出国联危险感到焦虑不安而紧急人宫上奏时,天皇显得胸有成竹,只是询问退出对日本监护前德国在密克罗尼西亚占领地的影响。③又在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国联退出后,向国民发表诏书,宣示了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即放弃一贯的“协调外交”,以自主外交作为日本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方针。
另一方面,天皇也不允许军人触犯不与英美关系破裂的外交政策底线,并警惕军部利用统率权独立的名义,垄断对外事务的决定权。“满洲”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天皇即对若槻政府表示支持,认为“不扩大‘满洲’事变的阁议方针是适当的”。④在认可驻朝日军越境是“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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