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为超拔群类（开元六年）、拔萃（九年、十三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四年、天宝八载）、茂才异等（开元十年）、贤良方正（开元十四年、天宝元年）、多才（开元二十一年）等超拔之科；
其四为高才沉沦，草泽自举（开元十五年）、才高未达、沉迹下僚（十七年）、高蹈不仕（天宝四载）、风雅古调（六载）等。
其五为王霸、牧宰（开元二十三年）、博通坟典、才可宰百里（天宝十载）等理人之科。
此外，还举行过一次洞晓玄经科（天宝十三载）。
在这几类科目中，文学之科主要集中在开元五年至十年之间，韬略之科主要集中在开元九年至十五年间，而在开元十三年至二十三年间，则主要是拔萃和才高未达一类科目。至天宝年间，制举主要集中在天宝元年和天宝十三载，其他时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科目，也没有选拔出什么突出人才。
玄宗开元五年至十五年期间，制举以文学之科和韬略之科为主。这是与玄宗在开元之治逐步形成后，锐意于文治武功相一致的。开元中年又连续几次以才高位下、沉迹下僚为科名，则是为了协调地主阶级内部的某些关系。天宝年间虽然平均年科次与开元时相近，但平均1.7 年进行一次，仍低于开元时1.3 年一次的水平。除天宝三年和十三载有文词秀逸、词藻宏丽和军谋越众等科，其他年代分别为博学宏词、高蹈不仕、风雅古调、拔萃、博通坟典、才可宰百里等科，没有显示一个集中的主题。这与天宝年间李林甫当政，主要是以吏干来选拔官员，也有密切的关系。
开元、天宝时期设科的这种情况说明，开元前期，玄宗虽曾想通过制科来选拔一些经邦治国、明于韬略的人才，但由于神龙以后，文学取士成为主要的潮流，因此，除了选拔出王翰、孙逖、达奚殉、苗晋卿等文士外，并没有选拔出什么杰出的政治人才。而随着开元之治局面的形成和社会矛盾的迅速发展，开元中年以后迫切需要一批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