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更为牢固的一些政治集团,依据特定的政策、意识形态性的政治思想的形成、或者特定的官僚组织甚至是政治体系,有强化集团结构的倾向。就是说,王氏的“派阀政治”很好地把握了人际网络形成的基点部分,却没有考虑到结合和运用这些人际关系的部分。例如,宋代得到发展的荐举制度的结构,以王安石新法为根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和中书条例司等特殊官僚机构,还有积极利用“对”(官僚在皇帝面前直接提出意见的制度)的宋代政治决策体系的结构等等。具体而言,在分析丁谓时,说明了他身为财政长官三司使的重要性,却很遗憾地没有充分提到三司系统的人际关系。<br> 接下来,就第八章 讲到的翰林学士稍作论述。近年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包括笔者,多着眼于宰相和台谏(御史台官和谏官)的对抗关系。对这些研究,王氏认为“有些学者把皇帝。宰相。台谏的关系用三角形来表达,本人认为,严格来说台谏是以宰相为首的中央政府官僚的一部分,三者不能构成三角关系。介于皇帝和宰相间的翰林学士和其它两者构成了一种三角关系”。或者“翰林学士在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势力高涨的宋朝,是介于皇权和相权的第三极,其行动既是对皇权的服从,也是对皇权的制约。既依赖于相权又是对相权的抵抗。最终翰林学士以加入执政集团为标志,和相权合流”。王氏理论的特征在于把台谏的政治活动放在较低的位置,而把翰林学士放在较高的位置。<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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