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一辆错误的车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撞上了一个错误的人——这就是引发举国关注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说“错误的车”,是因为这辆跑车代表了车主的“富人”身份;而“错误的时间”,则是指案发时间恰好处在了广大民众普遍“仇富”、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错误的人”则是说,受害者恰好是有高学历背景的、足以引发社会关注的、而不至于卑微到让人忽略不计的浙大学生。于是这个血案成了全国民众不满情绪的又一个发泄口。<br> 像“杭州飙车案”这样的“群众泄愤事件”近些年来如雨后春笋,冒了一茬又一茬。从云南“躲猫猫”、上海杨佳袭警、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邓玉娇杀人案”……民众不分青红皂白,清一色倒向弱势一方。在这一浪盖过一浪的支持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颗被“社会不公”这把利刃割得支离破碎的心灵。<br> 即使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群众性突发事件”正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日俱增,从1993年的8709宗,到2006年的90000宗,十来年间,激增十来倍。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把中国千百年来被驯化得逆来顺受的这一群“良民”们逼到了这个份上? <br>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在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强国富民的大战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br>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回头看看我们的社会,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确实已经成功地走向了富裕,遗憾的是,“孩子大了不由娘”,他们只记住了当初那条路线的前半部分,“以先富带动后富”则已经拋之脑后。“60后有钱有势,70后有房有车,80后有个老婆还被60后抢”,贫富的两极分化让中国成为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一方面是有钱人豪宅、美媛、名车、古玩,无往不胜;另一方面是小百姓买房、吃饭、上学、看病,一壶难提。一方面是偷着玩、明着养、藏着富、合着抢,另一方面是生不起、养不起、学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老不起、死不起。<br> 《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全国有875,000个千万富豪和55,000个亿万富豪,分别比上一年增长6.1%和7.8%。2010年,有中国富豪拿出5000万美元去纽约曼哈顿买一栋豪宅;还有澳大利亚楼盘来北京卖房,对中国的购买力惊叹不已。这说明中国人不差钱,差的是“不公正”,“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孔夫子当年的告诫,社会的相对公正和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但今天的中国,充当了一个反面的教材。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研究报告《亚洲的分配不均》,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同年5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50%—60%的国民财富。且专家指出,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br> 一方面是拿钱拿到手软的国企高管和腐败官员,另一方面是吃泡面稀饭吃到腿软的下岗职工和底层民工。有钱人翻云覆雨地玩着房子,日进斗金的同时,巴不得着房价日进千里,没钱人有气无力地盼着房子,恨不能来世投身做一只蜗牛,从娘胎里带一座房子出来。一个中国的泡沫房价,把一户普通家庭几十年努力从社会劳动中积攒的那么一点财富又全都给收回去了,只为了给银行撑库房,给地产商撑腰包,给地方政府撑门面,整个中国中低收入者几十年都白忙乎了。80后这一代尤甚,“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那个时代早已如昨日黄花,书中岂止是没有“黄金屋”,连“茅房”都没有!没有房子,我们工作不稳定,连婚也不敢结(现在的丈母娘往往看不上没房子的80后),即便侥幸借窝生蛋给娶了过来,最后还是因为房子问题而矛盾重重。2009年《中国青年报》搞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2000多人中,74.2%的人表示自己身边的“80后”夫妻因为房子问题产生矛盾的人较多。上一代的血汗钱、这一代婚姻的不幸、下一代抚养的困难,一个破房子,上下三代人受罪。<br> 医疗呢?“白衣天使”堕落化成为潮流,求医还不如求己。这是个有病都不敢生的年头,医院和门诊部是天使的乐园,患者的失乐园,是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感冒,人家可以给你开出几百元的药来。如果你再进到哈医大二院,遇到个于范玲,住院67天,给你折腾出550万天价医药费来,你就是全家祖孙三代像许三观一样喝冷水卖血也看不起这病了。据卫生部的统计,1980年到2005年25年间居民到医院就诊的平均门诊费用和平均住院费用增长了77倍和116倍,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6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左右提高到60%。看病难啊,难于上青天!一个重庆的低保户听到能够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竟至于激动到猝死。老百姓的悲哀,由此可见一斑。<br> 至于今天的养老,一如当年孔子说的“养猪养狗”,能够给口饭吃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80后这一代的小夫妻而言,社会养老保障的缺失,让他们身兼着双方父母的家庭赡养责任,三对鸳鸯六张嘴,还有一个小孩要奶水。在父母的心中,他们的孩子能够自力更生,摆脱“啃老族”的帽子,已经是阿弥陀佛天大造化了,哪里还奢望着他们来养老呢?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是社会的一大难题。“社会养老”成为了中国老百姓的“鸳鸯蝴蝶梦”。<br> 建国60年来,几代中国人流血流汗,把我们的共和国建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蛋糕做大了,但却发现大部分蛋糕自己没拿到。1997年至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国家有钱本身不是坏事,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从中受益不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说:“现在谈基础设施,都只知道经济性基础设施,就是‘铁公基’,而不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公共卫生、教育、社会服务。而后者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还有,社会保障在福利国家一般要占到财政的50%左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起码要三分之一以上,中国为12%多,差距很大。<br> 再来看工行、中国石油和中国移动这三大国企的例子,它们一年净赚3000多亿,却只有200多亿上缴国库,余下的2800来亿,都被纳入了各自的腰包当中,名义上是国企,使用的是国家的资源,但是90%的利润都归企业本身来分配。民营企业的问题恰好相反,是工资太低。国际上普遍统计,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中国目前的是20%,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在必行。三十年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把部分人养得膘肥体壮、油光满面的同时,老百姓自身则日渐成为21世纪的“包身工”,“房奴、孩奴、卡奴”们面黄肌瘦,形销骨立。<br> 在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报复社会”成为流行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特大杀人案、昆明禄劝县特大杀人案、陕西省汉阴县杀人案、南京汤山投毒案、四川成都公交纵火杀人案、湖南益阳纵火杀人案、天津驾车撞人案、北京农民工驾车撞人案……近年来报复社会案层出不穷,杀人者多是被边缘化的、被人漠视的、经济窘迫的“失败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的制造者郑民生被制伏后,高声嘶喊:“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在王府井制造杀人案的艾绪强说,“因为那里是富人聚集地,只能选择在那里与那些富人同归于尽。”<br> 一切的一切,汇聚成温家宝总理2010年的一句话:“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国家大事就两件: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做大了财富蛋糕(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治富”,把财富蛋糕分配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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