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学者注意到生态环境变迁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的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论及这一问题，不能不首先想到一位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他就是对中国的农村研究具有重要引导作用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
众所周知，从费孝通1936年初次到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调查而写出著名的《江村经济》，直到他学术生涯的末期，他一生关注的都是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基于早期对中国农村存在的贫困和饥饿现象的深刻印象，他希望找到中国农民摆脱饥饿和贫困的道路，希望通过农村本身的工业化来达到目的，其中既注重内生的工业化，也提倡“工业下乡”。用他自己在`80寿辰时的感怀而言就是“志在富民”（《费孝通文集》第11卷：545）。当1979年复出之后而重新活跃于中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社会舞台，费孝通学术活动的实践意识愈发强烈。这也促使他很少写作学术论文，而主要发表随想或随感。以他所熟悉的吴江为调查基地和中国农村发展动向的嘹望窗口，他密切关注着苏南的乡镇工业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希望通过自己的总结来影响执政党的政策制定，并尽力将他所概括的“苏南模式”的经验传播和推广到全国。如他在1992年7月于香港举行的“纪念潘光旦学术讲座会”上的发言所述，他确信“中国城乡发展已找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并强调这种发展道路与西方早期工业化历史相对照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费孝通文集》第12卷：300）。
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包括吴江在内的整个苏南的环境特别是水环境迅速恶化。当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掀起了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浪潮，为苏南乡镇工业更迅猛的扩张注入强大动力时，太湖流域列入监测范围的近1200公里河流中已经有四分之三被污染（叶寿仁等，2001）。吴江盛泽镇的印染工厂排放的废水已经将其镇区的河道染成黑河，并祸及下游浙江嘉兴的农田和鱼塘，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损失，并引发了两地长达十多年的纠纷。到了1996年，吴江和苏南所依凭的太湖，由于污染严重而被国家列入重点整治的“三河三湖”之列，其“富营养化”导致了周期性的蓝藻暴发，并威胁到周边城市的饮水安全。太湖流域纳入监测范围的1240公里河流中已经完全没有了Ⅰ一Ⅱ类水，而作为“严重污染”标志的V类和劣V类水质河段占到50％（叶寿仁等，2001）。江南农村的大部分少年已经失去了可以游泳的地方，除非他们到城市的游泳场馆去花钱“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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