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大城市甚至是在外国租界发展起来的，因而政府的失控恰恰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空间。而在蒋介石独裁政权时期却把这种发展的自由空间挤压掉了，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的官僚资本主义。<br> 事实上在国民党政权中一直占有统治地位的，就是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源于孙中山的学说，他在为国民党制定的经济纲领中就强调了“节制资本”，即“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曾到过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两重性感触颇深，他意识到如果按照市场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即使有可能也难免会带来贫困、失业和巨大的社会灾难，因而他认为“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这种思想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几乎成了国民党内压倒性的倾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用了极其激烈的措辞抨击私营资本主义。那位被胡适斥为“只知总理及其遗教，只知有党，终以为党是制法的机关”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征，在1929年就提出要撤销上海总商会和商团。国民党的许多地方官僚都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极为怀疑，却比较热心农村的治理。国民党内反资本主义的“右派”比“左派”更是痛恨资本主义，其思想体系中还充斥着一些儒家信条和法西斯主义原理，中国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蓝衣社创始人刘建群就是一个代表。他们从意大利、德国和苏联的经验中发现了独特的发展模式，认为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服从国家的调控，并要求国家对重工业、采矿业以及对外贸易实行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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