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后福特主义已经对工作场合以及社会群体进行了重新划分，并对劳动阶层的集体性特征带来了挑战。从规模生产转型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新的生产技术以及更为繁杂的消费需求，意味着在生产流程中所需要的雇员人数将进一步地减缩；而且，他们必须接受良好的培训，掌握计算机技术和其他多种技能。在日本管理模式的影响下，核心劳动力在企业中的地位常常是比较稳定的，他们能够享受到企业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等。这些人往往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能够组成不同的小团队开展工作，能够在企业里完成多种不同的生产任务，包括制造、维护、产品改进和生产流程创新等任务。他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投入得更多，得到企业的回报也更多，企业也愿意在他们身上加大投资，如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培训等。通过这种良性循环，核心劳动力就变得更加难以替代了，他们的岗位和生活就会有所保障，他们的地位也能得到不断地提升。的确，劳动力社会地位的重新定位，已经“改变了原有的财务核算体系，遂使机械设备变成了生产成本，而劳动力却变成了固定资产”。所有这些因素已经影响了现代管理的本质，导致传统管理模式下的等级制度的消失，因为这些新型的“灵活性的”劳动力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和机会来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br> 对于企业来说，这些管理方法可以“缩减”与剥离那些被视为非核心的劳动力，所有附加的工作都可以合同外包的形式加以处理。这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可以操控雇员报酬的空间（参见：Harrison，1994）。所以说，后福特主义的转型，把现代社会分为两种类型。首先，劳动力被划分为核心的与“边缘的”。大部分非核心的工作，更多地变成了非全日制的、短期合同制的、谁都可以完成的工作。那些边缘劳动力总会发现自己受到企业的歧视，例如，他们无法得到那些全日制同事所享受的定期职业培训机会，也不能享受企业的医疗保障和退休金等。最终，他们也只有依赖于政府这个“大老板”了（参见：Huntingdon，1997）。这种发展趋势，也导致了民众在获得社会福利待遇方面的分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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