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高级访问学者。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获首届（2005年）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为第四届（2008年）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br>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br>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一九七八—一九八二<br>    大学年代：我的精神摇篮<br>    中学毕业以后，我曾经下过乡。但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辉煌年代。那已经是“文革”的后期，林彪已经自我爆炸。虽然还在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但大家的心目中，已经在暗地怀疑是否好，革命的理想主义普遍退潮。中学生毕业是否下乡，是看你家里是否有兄弟姐妹在乡下。因为我姐姐毕业后留在城里，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必须下乡。去的地方不远，仅一江之隔，属于上海郊区的南汇县东海农场。农场三年，基本是混日子。可以说，心灵底处，还是一张有待抹画的白纸。<br>    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对我这样在农场呆得无聊的人来说，等于提供了一个跳龙门的天赐良机。那时候，在农场的熟人见面，总是问“你高考了吗”，就像问“你吃饭了吗”一样流行。我对自己考上大学真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可能是家庭遗传的因素，我从小喜欢读书。即使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也以读书为乐。中学四年，每次考试，门门一百分。（换到如今，面对以作弄考生为业的怪题、偏题，我大概也只有投降的份了!）唯一的失手，是一次数学考试，漏点了一个小数点，考了个九十九点五分，让我难过了好几天。幸而数学老师给我面子，期末总分算我一百分，勉强保了金身。而来到农场，三年光阴，闲得无聊，正好读了不少闲书——这样的底子，还怕考不进大学?!<br>    偏偏命运要捉弄我一回。发榜的时候，竟然没有我的名字!连公认比我差的同事，都一个个笑盈盈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怎么回事?我想不通。当时的成绩是保密的，直到后来我进了大学，才知道，实际上我考得并不差，四门科目，总分为三百四十九分，平均每门八十七分，其中，数学还考了个满分。我的成绩，在当时属于高分一类，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录取呢?至今，这还是一个谜。那年头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刚刚开始，你无法解释好多个为什么。不像现在电脑排名，从高分到低分，绝对公平。<br>    看着一个个幸运儿眉开眼笑地离开了农场，我简直觉得无法见人，只能灰溜溜地准备来年再考。真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大学补充录取通知书!原来，李春光先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大意是第一届高考考生质量实在太好，是否可以扩大招生。老人家大笔一一挥“同意”，我就这样被扩招进来了!<br>    唯一让我美中不足的是，录取我的是华东师大的政治教育系，这不是我所向往的志愿。说到志愿，还有段小故事。我在中学有一个十分要好的同学，叫陈乃群，我俩中学四年，基本形影不离。在班级里，成绩也是双峰并峙，门门一百分。私下里，我一直以为他比我聪明，我妈经常对我说：“你成绩好，是用功出来的，你看人家陈乃群，书也不怎么看，考试哪次比你差?”我俩那样要好，还有一个原因，乃志同道合，都写得一手好作文，立志当一个文学家。那个年头，文学家地位之崇高，其风头要远远压过今日的比尔·盖茨。比文学家更诱惑我们的，是当记者。于是，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俩共同约定：第一志愿填复旦新闻系、中文系，第二志愿填华东师大中文系。这一年，在上海考文科可以选择的高校只有这两个，我最后加了一个华东师大历史系，才将四个空格填满。<br>    因为经过了太多的可怕的政治运动，许多人很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以后吃文字饭，觉得还是吃技术饭比较保险。陈乃群的母亲特地从湖北赶来，阻止儿子报考文科。他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抗不过母命，只好与我分道扬镳，进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后来读到博士毕业，移民美国，改行当了一名电脑软件设计师。前几年回国我们见面时，回忆起这段往事，都感叹不已。假如当年没有母亲的阻拦，凭他的聪明、敏感，中国学界不就多一位重量级人物?人生无常，际遇如云，一个偶然，就为你定了终身。

自序<br>一九七八—一九八二<br>大学年代：我的精神摇篮<br>一九八三—一九八四<br>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探索<br>一九八五<br>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考察<br>一九八六<br>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格<br>入世与出世——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br>一九八七<br>现代隐士的一幕悲剧<br>关于知识分子的断想<br>一九八八<br>外圆与内方——近代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br>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br>一九八九<br>从东邻日本看高扬传统的得失<br>为学术而学术——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br>一九九〇<br>终极关怀与现代化<br>一九九一<br>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参政（1945—1949）<br>一九九二<br>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的权力聚散<br>一九九三<br>精英文化的自我拯救<br>一九九四<br>人文精神在俗世中的意义<br>一九九五<br>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br>一九九六<br>另一种理想主义<br>一九九七<br>反西方主义不等于现代民族主义<br>一九九八<br>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br>一九九九<br>启蒙的命运——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br>二〇〇〇<br>两种危机与三种思潮——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br>二〇〇一<br>知识分子死亡了吗<br>二〇〇二<br>“9·11”事件与全球正义<br>二〇〇三<br>上海文化传统与现状的反思<br>二〇〇四<br>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br>二〇〇五<br>“断裂社会”中的近代知识人<br>二〇〇六<br>世俗时代的中国人精神生活<br>二〇〇七<br>微笑面对死神——一位年轻人的生死观<br>二〇〇八<br>“我是十九世纪之子”——王元化的最后二十年<br>附录一 许纪霖学术年表（1978—2008）<br>附录二 许纪霖：矛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