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识到,摆脱二元对立并不是要消除它们,而是常常意味着使它们增多,把最初的意识形态起点作为一种更复杂的构成的开始,同时这种构成又是一种更复杂的判断,那么它们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改变。作为这一过程的实例,我要提出另一种对立,它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一样也受到强烈的指责——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它密切地与那些对立相关——但这种对立更密切地关系到本书文章中的文学的对立,也就是把形式和内容联系起来的那种传统的对立。
因为已经说过,我在这里和我作品其他地方所赞同的绝对历史主义(这一术语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概括),同样也是一种绝对的形式主义。这一点很快会得到证明,甚至对很随意的读者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在后面的文章里有大量关于形式的讨论(更普遍地出现在对现代主义的讨论里)。但是,谴责这种形式主义并根据对现代主义文本的讨论为强调内容的主张进行辩护,难道不是一切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责任吗?确实是,但20世纪的现代历史在某些方面充满了不应该这么做的可资教训的实例,因此这里重新进行某些严肃的理论阐述也许是适宜的。
每个人都懂得,只强调形式或内容的一个方面而不考虑另一个方面,必将导致歪曲和无益的后果(不论它们对未来的著作和论述具有什么启示性)。作为一个贬义词,“形式主义”常常被限定为强调纯粹的形式,本身没有任何内容:但是,如果我们谈到某些时刻,例如福楼拜的时刻,其中形式生产的真正目的是消除内容,这时我们就再次接触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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