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斯氏与丘浅氏皆今之号善论者，韦氏以博爱联合世界为旨，然又知游牧、定居二类之必争，而谓定居之民赖游牧之侵犯而起其惰。丘浅氏则倡人类下降说，谓自由平等之说乃服从性减退之征，此性既减，不能协力一致，人类多内争而无外御之力，将日就衰亡，是不可救。然又谓今日不可不言自由平等，不言则今日无以竞存。二人之乐观、悲观大殊，而其说皆自为矛盾，韦氏之说犹为世之言泛爱者所称道，丘浅氏则囿于生存竞争之说，谓人之团体本始于争，个性一伸，不外争而内争，永无和平之曰，而不信同情之实有。其说偏宕，为众所非，然其指自由独立为分争之端，谓团体愈大则其结愈弛，则不可诬也。夫生物学者之论人道羣道，其见亦不一，而世谓人道羣道当求之生物学者，以其言足以见自然之情（此情字本《易传》，所谓天地万物之情，谓其实状），以为当然之准耳。是固不谬也。然而吾有不敢信者，以生物学之深刻者习观一切生物，等观一切生物，遂往往以物概人，以物道概人道，若古所谓同人道于牛马者，彼丘浅氏固以此自鸣之一人也。然观其所言，则每适足示人之异于禽兽，如上所引是也。由韦氏之言，则知人之异于禽兽在于有家庭，由丘浅氏之言，则知人之异于禽兽在有阶级，盖人之身体复杂，须长久养育，固不能反于爬虫之无家庭，而其智力参差，不止依本能而生活，须赖教育领袖，亦固不能效蜂蚁之无阶级，是事实也，非哲人之玄想也。是凡为人类者所同也，非有东西之异也。是自然之情也，非由少数人之私心所造以为己利也，甚明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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