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士、硕士，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知名教授。
　　
　　刘慧敏
　　南开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赤峰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教授。
　　
　　卢太平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与法学院，分配在北京市公安部门工作，之后从事并负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2005年至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攻读并获得法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博士后。

　　历朝历代状元、宰相必读之书
　　中国传统文化由儒释道三家构成。儒家的根是《弟子规》，释家的根是《十善业道经》，道家的根是《太上感应篇》。
　　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本书使阅者法法头头，有所仿效，心心念念，有所警惩。　
　　《大家都学<感应篇>》包括《阴骘文》和《太上感应篇》两部传统社会里垂训千古、家喻户晓的蒙学经典和劝善书。　　
　　《阴骘文》和《太上感应篇》对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伦理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并衍化为民情风俗和国民心理的深层部分。　　
　　特别是古代的读书人，这是他们的案头必备书，《阴骘文》和《太上感应篇》由此也成为历代家庭教育的范本和民间社会生活以至行为心念的指南。　　
　　《大家都学<感应篇>》在逐句译解原文的基础上，更注重挖掘和阐发其现代价值，并通过许多趣味横生的小故事，告诉人们“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以及“命自我立，福自我求”的道理。　　
　　《大家都学<感应篇>》全部讲的是如何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可以使读者把伦理道德落到实处，境界现前不会动心，能够禁得起诱惑。本书对于我们提升人生智慧乃至建设和谐社会都大有裨益。

　　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任登第）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拙著《大家都学<弟子规>》以后，又将出版《大家都学感应篇》，嘱我作序，我把这当作研读经典的一个极好机会，便欣然允诺。
　　中国传统文化由儒、释、道三家构成。有当代大德指出，儒家的根是《弟子规》，释家的根是《十善业道经》，道家的根是《太上感应篇》。这三家的根如果能够在全国落实，中国定将变成和谐社会；如果能够在全世界落实，全人类定将进入大同世界。当前，《弟子规》的影响正在迅速扩大，《大家都学感应篇》的出版，可谓“同声相应”，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谐社会及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必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本书由两位才高学富的青年学者对《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太上感应篇》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文昌帝君阴骘文》宣示伦理道德，是《弟子规》的重要源头，教人断恶修善，要求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太上感应篇》是劝人作善之书，特别是该书的“积善章”，全部讲的是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箴言。《弟子规》总叙说：“弟子规，圣人训。” 这里讲的“圣人”，就是中国的古圣先贤，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子、孔子等。圣人之训，就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散见于“四书五经”、“十三经”、《道德经》，也蕴藏在《文昌帝君阴骘文》及《太上感应篇》之中。研读这两篇经典，我们发现，《弟子规》的很多内容都来自这里。学习这两篇经典，对于进一步学习、力行《弟子规》，提升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智慧，大有裨益。
　　这两篇经典重在阐述因果规律，是解决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苦口良药。《太上感应篇》从各个方面讲述了善恶报应的原理、原则。它在“明义章”中开示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它在“力行章”中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断恶修善，积功累徳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讲的“感”，是感动，“应”，是报应，意思是说，人以善恶感动，天必有福祸相应，也就是说，人以善感天以福应，人以恶感天以灾应。《太上感应篇》还对何者是善，何者是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作恶者得何恶报，一一做了明白透彻的阐述。    因果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俗话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讲的是自然界因果规律。人文社会也同样存在因果规律。这就是说，种善因必有善报，种恶因必有恶报。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都在因果规律的作用之下，无一例外。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仅存的一个伟大国家。为什么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不复存在了，只有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息呢？很多人不知其中奥妙，其实道理很简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这就是说，中国上下五千年之所以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完全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诲。中国古圣先贤“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又为我们制定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治国方略和“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方针。历朝历代奉行老祖宗的教诲，“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铸成了闻名天下的礼仪之邦。中国文化是爱的文化，是善的文化，反映了宇宙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中国文化的基因是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其核心价值观是仁爱→友爱→合作→大同。积善之国，必有余庆。用中华文化教育执政者和人民是善因，其善报必然是国运绵长。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当今世界发生以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为主要内容的种种危机，天灾人祸不断。这些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呢？西方文化的基因是以物为本、以斗为贵，其核心价值观是竞争→斗争→战争→毁灭。在西方文化的驱使下，西方国家及其追随者，拼命发展物质生产，对人类生活的地球家园进行掠夺性开发，并且一味追求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肆无忌惮地挥霍人类的生存资料，其结果便是物质财富增长，伦理道德沦丧，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频频发生，这也可说是恶因结恶果。这是就群体而言，就个体而言，同样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一些腐败分子凭借手中的权力肆意敛财，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自以为得计，孰料好景不长，一个个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有的甚至断送了性命。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行不义是因，自毙是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果规律发生作用的事实载满中外史册，历历在目，不胜枚举。《弟子规》教导说：“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难道我们人人不应该依此奉行吗？
　　当前，人类面临着种种危机，特别是气候异常，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生命财产安全。怎么办呢？唯一的出路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学习和力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要扎好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条根。学习、力行《弟子规》，使人耻于作恶，羞于作恶；学习、力行《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则使人不敢作恶。在全人类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在《弟子规》的影响不断扩大的时刻，本书的及时出版，不啻是救命之水天上来，值得庆贺，值得感恩！
　　
　　命自我立，福自我求（刘余莉）
　　
　　文昌帝君，亦称“文曲星”，是中国历史上信仰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神之一。据传他主宰人间功名利禄、文运科名，故被广大文人儒士崇拜。他是被列入道教神仙系统中一位重要的神，劝人广行阴骘，致力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结果。《文昌化书》还记载了文昌帝君遇佛授记，因此在他的身上，还体现了佛法慈悲救苦、济世利人的精神。既然文昌帝君在儒释道三家中皆有如此高的地位，那么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各阶层共同崇拜的对象就理所当然了。要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不能忽视这一历史现象。
　　天上的星宫居住着天神，那里是人间之上的另一世界，但人间圣贤也可以上升为天神。《文昌帝君阴骘文》中，帝君自述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其最后一世，据四川七曲山清虚观碑记记载：“帝君生于晋，姓张，讳亚，越人也。后徙蜀，即梓潼居焉。其人俊雅洒落，其文明丽浩荡，为蜀中宗师。感时事，托为方外游。及门诸子，建祠祀之，题曰文昌君。唐玄宗、僖宗，避寇入蜀，显灵拥护，难平，诏封晋王。后人加称曰帝，盖尊之也。”《安士全书》说：“张氏本黄帝后裔，帝君降生在周武王乙巳岁，其后示现，每多姓张。世传二月初三日圣诞者，止据帝君生于晋武帝太康八年之一世也。”由此可以上溯到周朝，帝君诞生于张家。帝君自周历晋，多次出没世间，投生为士大夫身，梓潼建祠则已是最后一世。因为他广行阴骘，积功累德，上升为神。《文昌化书》说：“上帝以予累世为儒，刻意坟典，命予掌天曹桂籍，凡士之乡举里选，大比制科，服色禄秩，封赠奏予，乃至二府进退，皆隶掌焉。”这里说明，帝君前身多世为儒，所以玉帝就派他做文运之神。至于具体封名为文昌帝君，则是元朝的事。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将梓潼神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并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
　　自此以后，缙绅士大夫多信礼文昌帝君，文昌之祠，遍于郡邑。及至明代，天下学宫皆立文昌祠，科举士人无不崇奉文昌，文昌帝君七十三化之说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清代时，以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佑国民，被列入国家祀典，每年农历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诞日时，朝廷都派官员前往梓潼七曲大庙祭祀。全国各地遍布文昌宫、文昌祠和文昌阁，科举之年，祈祷相属，天下士子莫不对之恭敬顶礼。
　　中国古代的帝王和读书人尊崇文昌帝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期望通过礼拜文昌帝君而获得保佑，而是通过祭祀礼拜的活动弘扬文昌帝君的教诲，让人们明白为善得福、作恶致祸的道理，因而达到“命自我立”、“福自我求”的效果。因此，文昌信仰本质上是一种伦理、道德和因果的教育。
　　现在一些学生为了考试考中，一些官员为了升官发财，去拜文昌帝君，陈设供养，甚至准考证都供养在文昌帝君神像面前。不遵循文昌帝君的教诲，而仅仅通过礼拜文昌帝君的神像希求获得好的果报，是一种迷信的做法。如果说礼拜、供养文昌帝君的人，个个都能考中，不拜文昌帝君的，就考不中，那么文昌帝君就变成贪官了。这样的心态是把文昌帝君看做贪官污吏，看做邪神，又怎能得他的保佑呢？
　　文昌信仰的教育内涵就集中体现在《文昌帝君阴骘文》。《文昌帝君阴骘文》简称《阴骘文》，成书年代没有定论。清代朱珪校定的《阴骘文注》认为：“《阴骘文》有宋郊之事，当作于宋代。”清代还有些学者也持这种见解。一般认为作者是道士，书成于《太上感应篇》之后，至迟不会晚于元代。《阴骘文》有各种手抄本、刊刻本，清代道士将其收入《道藏辑要》星集，为一卷。
　　“阴骘”一词出于《尚书?洪范》“惟天阴骘下民”，意谓冥冥之中，上苍在暗中保佑人们。在《阴骘文》中，“阴骘”即阴德、阴功的意思，要人多积阴功阴德，为善不扬名，独处不作恶，学习文昌帝君的存心和行为，自然能够感召福报和吉祥。因此，阴骘所阐述的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菩萨精神，也是通常所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文昌帝君阴骘文》告诫人们“广行阴骘，上格苍穹”。若不广积阴德，也不能感通上天赐福。故拜佛敬神只为自己求福，则与文昌本意相违。因此，礼拜帝君，即是“仰学帝君”，若不学帝君，不广行阴德，福报就无从得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我们要以庄敬、正大光明的心态来学习《阴骘文》，力行文昌帝君的教诲，用自己的所学所能为社会大众谋幸福，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心力，像帝君那样，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一定会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文昌帝君阴骘”的含义。
　　在中国历史上，这本书影响极其广泛和深远，与《太上感应篇》同为过去社会上十分流行的劝善书，几乎家喻户晓，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衍化为民情风俗的一部分。特别是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他们的案头无不摆着《阴骘文》，这本书成了历代家庭教育的范本。由此人们普遍认为科名禄位、文章学问，无不从阴德中来，不积阴德，便无以自立。这本书反复说明积阴德的道理，是对为善者的鞭策，是对为恶者的警戒，适应了传统文化的共同要求。因此，对《阴骘文》进行研究，不仅是探讨道教思想史的课题，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有助于了解中国民俗和国民心理气质。
　　对《阴骘文》的注解非常之多，其中以清朝周梦颜（周安士）居士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节录》最为详细，收编在《安士全书》之中。《阴骘文》一共78句，但是注解一共有248页，引征儒道佛三教的典籍，一共有126种，分量占《安士全书》的二分之一。历代儒道佛的祖师，对这本书都是赞叹不已。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民国高僧印光大师说：“文昌帝君，于宿世中，心敦五常，躬奉三教，自行化他，唯欲止于至善。功高德著，遂得职掌文衡。恐末学无知，昧己永劫常住之性，因作文广训，示‘吾一十七世’之言。妙义无尽，谁测渊源？注解纵多，莫窥堂奥。致令上下千古，垂训受训，皆有遗憾，不能释然。安士先生，宿植德本，乘愿再来。博极群书，深入经藏。觉世牖民，引为己任。淑身变俗，用示嘉谟。以奇才妙悟之学识，取灵山、泗水（位置）之心法，就帝君随机说法之文，著斯民雅俗同观之注。理本于心，词得其要。征引事实，祛迷云于意地。阐扬义旨，揭慧日于性天。使阅者法法头头，有所仿效。心心念念，有所警惩。直将帝君一片婆心，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俾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训受训，悉皆释然，毫无遗憾。”可见，安士先生所著的《阴骘文广义节录》受到印光祖师的高度评价。当代净土宗大德也极力倡导学习《阴骘文》，并进行过专门讲解。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学习《阴骘文》。
　　《文昌帝君阴骘文》新解一书的解读部分主要是根据周梦颜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节录》，以及《印光大师文钞》和净空法师《文昌帝君阴骘文讲解》汇编而成，其中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节录》白话文部分主要参考的是曾琦云先生译注的《安士全书白话解》。
　　
　　《文昌帝君阴骘文》新解
　　
　　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锡汝以福。于是训于人曰。昔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欲广福田。须凭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忠主孝亲。敬兄信友。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经。报答四恩。广行三教。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怜贫。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赈济邻朋。斗称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奴婢待之宽恕。岂宜备责苛求。印造经文。创修寺院。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点夜灯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济人渡。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勿宰耕牛。勿弃字纸。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困。善人则亲近之。助德行于身心。恶人则远避之。杜灾殃于眉睫。常须隐恶扬善。不可口是心非。翦碍道之荆榛。除当途之瓦石。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垂训以格人非。捐赀以成人美。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岂不从阴骘中得来者哉。
　　
　　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
　　
　　今译：我连续十七世都身为士大夫。
　　吾，即我。本篇中所讲的话，都是文昌帝君现身说法。因此，文中开宗明义，以“我”字开头，说“我”十七世的事。既然帝君有一十七世，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十七世，既有一十七世，便有一十七劫、无量无边劫。过去如是，未来亦然。这就是说，人确实有前生后世，不仅仅就此一世而已，这个观念对于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如果知道我们有三世了，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当然就不相同了。因为我们要顾虑到这一生的幸福，同时，还要想到未来的幸福。于是，我们的着眼点自然不同，一定看得既深且远，这才成为一个真正聪明智慧的人。现在有些人之所以眼光短浅、无法无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知道人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误以为人死如灯灭，死了一切都完结了，所以他们在生的时候，一切的行为、言语都毫无忌惮。相反，如果人人都知道有三世，并不是一死百了，那么人们的言行必定要顾虑到后世、将来的果报，而不限于这一生、这一世短短的数十寒暑。因此古人说：“人唯知道有来春，所以留得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生，自然修取来生福。”
　　帝君的这一句话，还有一点应当引起特别的重视，即“吾”字与“身”字。人生在世，面临的一个最大困惑是什么？是“我”。一般人都误以为身体是“我”，从“吾十七世为士大夫身”这句话中可以知道，“身”并不是“我”，而仅仅是“我所”，即“我”所在的地方，如果知道“我”可为“身”，而“身”不可为“我”，就知道“我”是主人，而“身”是客人。“身”有生灭，而“我”实则不生不灭。正因为如此，“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语），以及寻找“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禅宗语），就成为古往今来一切智者圣贤共同努力的目标。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人生最宝贵的知识，就是认识你自己。”这位以移风易俗为己任的哲学家，有一天中午在太阳光下，手上拿着一根点着的蜡烛，在街上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他的学生跑上前去，问他：“老师，您在找什么？”苏格拉底严正而认真地回答说：“找我自己！”苏格拉底这样的举动，难免被人误解为神经病。其实，这位知行合一的哲学家，不仅自己时常在做认识自己的工夫，还特别煞费苦心地借着这个奇特的动作，来唤醒世人认识自己。
　　本来，自己跟自己是最亲切的，然而正是因为自己跟自己常在一起，习以为常，也就熟视无睹，久而久之，便把自己忘记了，现在要回转头来认识自己，反而不认识了。因此，在佛法中，常常通过各种途径，来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
　　中国宋代的著名文学家苏轼，也是一位在家学佛的居士，很喜欢研讨佛理。有一年夏天，他在庐山避暑。庐山的万壑千岩，烟雾弥漫，忽然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做了一首描写庐山的饶有哲学意味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有很多山峰，千岩竞秀，不知道真正的庐山是怎样的了，所以身在庐山，反而不识庐山。
　　我们自己跟自己的性灵，也是一样，天天相处在一起，从来不去注意它，久而久之，便忘失了自己的性灵。但是我们的性灵，并没有真的遗失，只是跟我们自己对面不相识而已。如果我们得到了明师的指示，加以适当的修习，总有一天可以找到那个真正的“我”。因此，孟子也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这些圣贤都教导人不要误以为“身”是自己，甚至为了追求身外之物，例如我的身份、我的位子、我的钱、我的车子、我的房子等外在的东西，而忘失了那个真正的“我”。
　　
　　未尝虐民酷吏。
　　今译：从来没有虐待过人民，或残酷地对待手下的官吏。
　　从这一句至“上格苍穹”六句，都是帝君自己在这一十七世中所修的功德，属于帝君的身教。他示现在世间，不仅读书读得很好，而且有智慧、有慈悲心、有才艺，用自己的所学所能尽忠职守，为国家社会造福，这是给后人作出的榜样，教人必须要力行仁义，广积阴功。这几句也讲明了要进行有效道德教育的方法。《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因此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特别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诚如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在《安士全书》的序文中所说：“若能躬行无玷，方可感化同人。倘行不符所言，乃奉法反以坏法。彼世之德不加修，而善不力迁者，非无修德迁善之资，乃无良师益友以身率之故也。”意思是说，如果能够亲身实行，不受污染，就可以感化别人。如果言行不一致，那么奉法反而是坏法。当今之世，不能加紧修行道德伦常，善的力量不能转化天下人心，并不是我们没有修德转善的资质，而是因为没有良师益友以自身做楷模来改变天下风气啊！而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者的领导人，他们的道德示范和表率作用更是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方面，孔子多次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领导人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继承了孔子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只有仁人应处于统治地位，若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群众。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其道德修养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是至关重要的。追溯历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尤其重视个体品格的培养，重视个体人格的力量。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为官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所敬仰。因此，良好的个体道德修养成为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条件。
　　帝君为官以身作则。下面的六句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即自己做到了，也要求大家做到。这一句，是“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即自己不虐待人民、苛酷官吏，也要求大家不虐待人民、苛酷官吏。
　　在中国古代，为官者承担着“君、亲、师”的职责，即要求为官者不仅能够领导人民创造财富、提高物质生活的水平，还要把人民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关爱。
　　此外，还要以身作则，通过身体力行的师范、表率作用来教导大众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爱民如子”，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要求为官者要像关心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人民，这样，老百姓才会像尊敬父母一样尊敬为官者，这就是孟子所讲的“君仁臣忠”。相对于西方传统而言，这样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充满情意的，而不是矛盾的、对立的或冷漠的。帝君的意思是，老百姓、下属尊敬我，我就好像父母、君长，如果虐待、使唤百姓，残酷地对待下属，就是不仁不义。虐待的意思，不一定仅指严厉的法律和刑罚。横征暴敛，征收过度的税赋，或者对百姓气势汹汹，横眉立目，或者凶荒之时不向上速报，或者堵塞人民的苦衷隐情而不使上面知道，或者判断狱诉不公平，或者株连无辜，或者把小事弄成大事，或者答应的事情却不去落实，凡是属于类似的事情，用帝君的话来说，都是虐待。残酷的意思，不一定是任意量刑、惩罚。或者趁一时的过失而勒索，或者因一时的过失而加重责罚，或者凭一时的喜怒而役使不平均，或者听信谗言、浮夸等一面之词而凭自己的主观喜好随意奖罚，或者出远门而兴师动众，或者驱使下属而不体谅他们的饥寒，凡属于这一类的事情，在帝君看来，都属于残酷。
　　中国古语讲：公门里面好修行。为官者因为身居高位，掌握权力，因而积功累德也特别容易。但是当权者如果不行方便，反而虐民酷吏、贪赃枉法，不仅“如入宝山空手回”，而且最终会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救人之难。
　　今译：救助他人出离苦难。
　　苦难有很多种，简单地讲，有七种：一水，二火，三官非（冤狱），四盗贼，五刀兵，六饥馑，七疾疫。救人之难，就是遇到受水火之难的，把他从水火之中拉出来；官司有冤屈的，就为他平反昭雪；遭遇盗贼刀兵劫的，就让他脱离危险；有饥荒歉收的，多施财物去救济；疫病流行，恶病缠身，就多施医药去救助。救助别人的苦难要诚心诚意、发自内心，看见别人的苦难就如同自己的苦难，想尽办法，尽己财力，使救难的心愿圆满实现才罢休。然而，等灾难降临了才去救助，这种救济能力是有限度的，是外在的、有限的救助，可以解决一时的苦难，却不能把苦难连根拔除。因此，“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通过教育，使大众明白苦难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除人们的苦难。
　　早在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就曾指出：现在世界各国大战多年，而且多年以来，水灾、风灾、旱灾、地震、土匪、瘟疫等灾难，一个接一个，遍布各地，统计中外所伤亡的人数，不会少于万万，可谓痛心疾首，惨不忍闻！当时，有位刘在霄先生谈到当时中外的情景，悲痛地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救济？”印光大师回答说：“这是苦果，有果一定会有前因。如果想要救苦，必须断除恶因，恶因一断，那么苦果再也无法生起来了。因此经上说：‘菩萨害怕造恶因，众生则只害怕恶果’。”说完就把《安士全书》送给他看，希望他刊版印刷，使之广为流通，使大家都能见能闻，一起走向摆脱困苦的道路。
　　当代净土宗大德净空法师也讲道：灾难的根源在于人们的自私自利。人的起心动念都为自己，为自己的名闻利养，于是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而事实的真相是“损人绝不可能利己”，要想利己，一定要利人，“利他”才是真正的“利己”。但是在现代社会，由于西方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人们普遍地忽视了伦理道德和因果的教育，很少有人相信这个真理和事实。出于自私自利的想法，平民百姓为自己的身家做损人的事，而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不惜作出种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事情。因为人们的想法、看法、做法是错误的，于是人与人、种族与种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就难以避免，灾难也就随之而来了。
　　如今，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灾难，全球性的灾难已经非常明显地形成，科学家发出警告，如果环境问题继续恶化，五十年后地球就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因为今天地球上空大气光化的污染已经快要达到饱和点，将不能负荷过重的污染物，污染物必定降落地面。而污染物所飘落的地区，不但动物不能生存，连植物都不能生长，这种灾难比原子弹还严重。原子战争还有可能控制，而这种光化污染，如果落在地面将是没法抗拒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善现在污染的环境。然而，污染从哪里来？飞机、汽车、工厂排出来的废气就是重要的污染源，但现在，非但不能将这些全部停止，甚且还在不断增加中，这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
　　的问题！科学家充分理解这个事实，但也无能为力。这些灾难是人为的，是由于破坏地球自然的生态而产生的。
　　在历史上，东汉时期中国人已经在做滑翔飞行试验。《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就懂得利用机械的动力造木牛、流马，那是全自动化的运输。这说明中国古人有科技能力、科技智慧。但是中国古人知道，这些科技的发达会带来人类大灾难，所以他们死后就把这些技术全毁灭，不留给后世。这证明中国古圣先贤有技
　　能，但是更有智慧、有慈悲心，对历史负责。西方人很聪明，科技发达，但他们没有能够想得这么远，没想到滥用科技产生的副作用，会对整个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除了自然生态的污染，还有人心的污染，即佛法中称为“三毒”的贪（贪婪）、嗔（嗔恚）、痴（愚痴）。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的教学，总是教人“诚意、正心”，“看破、放下”，能够“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智慧高的人，不但能够防止贪嗔痴三毒的成长，而且能把三毒消灭，转三毒为三慧，把三毒烦恼转变成高度的智慧，这才真正达到儒释道教育的目标。然而，近一百年来，由于我们疏忽了传统伦理、道德、因果规律的教育，因此人们的贪嗔痴都在不断增长。内有三毒，外有污染，这个灾难就愈来愈严重。现在亟需的就是真正觉悟、发大悲心“救人之难”的有识之士。
　　“救人之难”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当我在家时，对父母而言，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儿子；当我在外工作时，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员工；当我做企业家时，是一个18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儒商；当我做领导时，是一个能够起到“君、亲、师”的作用、受下属爱戴的领导；当我做老师时，是一个“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楷模。《中庸》上也说：“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我们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发现不足。
　　这正如一个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离了靶心，他不是去寻找外在的原因，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技艺不够精湛。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的圣人，都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
　　史书记载，有一次，尧帝走在路上，看到两个犯人正在被押往监牢。他看到自己的人民犯罪，内心很惊慌，就跑过去问他们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会犯法？”结果两个人回答说：“因为上天久旱不雨，我们家里没有东西吃，没办法只好偷了别人家的东西，就被抓起来了。”尧帝听完，就对押解犯人的士卒说：“你把他们两个放了，把我抓起来。”大家都很惊讶，尧帝接着说：“我犯了两大过失：第一，因为我没有德行，才感得上天久旱不雨；第二，我身为一国之君，没有把我的人民教好，所以他们才会犯罪。”
　　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上刻了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汤王遇着大旱祷雨时又提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假如我自身有罪，不要因为我的过失殃及天下百姓；假如天下的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没做好，都该由我负责。周武王也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论语?尧曰》）正是因为上古的圣王有这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今天“救人之难”的意义比过去更深广，要有更高的智慧、更好的技术，才能积极救人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这是文昌帝君的存心。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社会上的每个人对社会风气的好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仅是每一个领导者，而且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具有这样的反省能力。曾看到一篇报道，一批韩国的读书人在祖宗的灵前忏悔，流下羞愧的眼泪，说：“韩国当前社会风气不好，是我们这些读书人的责任。”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深受感动，不禁追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能够像韩国的读书人那样想到这一点，说社会风气不好，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想到此，惭愧之心油然而生。应当说，从自己做起，解救这个世间的苦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进一步讲，世界所有冲突、不和谐的出现，根源都在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冲突的根本是本性的本善和习性的不善之间的冲突。别人都搞贪嗔痴，我把贪嗔痴彻底放下；别人都追求个人的名闻利养，我要把名闻利养舍弃；别人都自私自利，我要做到舍己为人；别人都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我要能彻底看破、放下。不但要用言语、文字来宣扬，自己还要躬行实践。因此，要化解冲突，每个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孟子对这一点的阐述尤为详尽，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他又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之间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导致的。只有人人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世界的和平，这才是真正的“救人之难”。简单地说，我们需要的是当代的孔子、孟子，能够胸怀天下，不管现实的冷遇，不顾现实的名利，始终为人伦正义而奔走呼号，教人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理，起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效果。济人之急。
　　今译：周济他人的急难。
　　急与难不同，难是以遭遇而言，急是以财物来说。古语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无常，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急难和不如意。
　　对于饥寒者，无过急于衣食；对于疾病者，无过急于医药；对于遇上死人的，就以丧葬为急。一定要尽力根据形势的具体需要去周济。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又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真正明白这些道理，那么急难虽然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却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急难，就不会置之不理或袖手旁观了。真正把别人的急难看成自己的急难，那么这个人生生世世都不会遇上急难。老子的《道德经》上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就是“种善因，得善果”的道理。
　　《优婆塞戒经》上也说：如果用衣服布施，就会获得上等妙身的果报；如果用饮食布施，就会获得无上大力的果报；如果用灯光布施，就会获得净妙眼睛的果报；如果用车马乘具布施，就会获得身心安乐的果报；如果用住房布施，就会获得所需无缺的果报。又说：如果给妻子奴婢衣食，并生怜悯欢喜心，未来将获得无量福德；如果看见田仓中有鼠雀吃谷米，生怜悯欢喜心，也将获得无量福报。
　　悯人之孤。
　　今译：怜悯他人的孤苦伶仃。
　　《孟子?梁惠王下》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可见，“孤”原意是指年幼没有了父母的人，这样的人是社会上穷苦无靠的人。想想父母对儿女的照顾，可以说无微不至，爱如掌上明珠，父母一定尽自己所能给孩子最好的照顾和教育。
　　然而一旦中途丧亲，骨肉分离，这就变成了九泉之下最为痛苦、遗恨无尽的人啊！有了这样推己及人的念头，才能做到正直忠恕。假使我的儿女孤苦伶仃，忽然受到仁人君子的关心扶持，我的感恩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有凶暴的恶人欺侮、虐待他们，我的痛恨之情又会怎么样呢？ 因此说：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充分地扩展这样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仁了。
　　为了证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道理，孟子讲了一个“孺子入井”的故事。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还不懂事的小孩正朝着井边爬去，眼看着就要落到井里去了，这时，我们每一个看到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怵惕恻隐之心，即恐惧心、同情心和怜悯心，都想着能赶快跑过去把孩子从井边拽回来。而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为了在同乡里博得好的名声，也不是为了讨好孩子的父母，更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而是不忍心看到孩子的遭遇。这种不由自主的不忍人的恻隐之心，表明人天生有一种向善的能力。在孟子看来，人性本善，而人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因为本性不善的原因，而是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丧失了自己本有的善心的缘故。在这里，他举了牛山的例子。牛山本是草木茂盛、风景优美的地方，但是由于地处大郭郊外，那里的树木
　　经常遭到斧斤的砍伐，后来又有很多人到那里放牧牛羊，久而久之，原本草木茂盛的牛山就变成光秃秃的不毛之地了。后来的人看到牛山，以为牛山本来就不生草木，但这哪里又是牛山的本性呢？人性本来是善的，但由于人不注意保持本有的良心，又受到外界环境的不良影响，久而久之，就丢失了固有的良心。因此，提高个人修养和道德境界的方法没有什么奥妙，只不过是把丢失的良心找回来罢了。可惜世人不知道良心的重要。孟子叹息说：人如果丢了鸡犬这样的小动物尚知道着急去寻找，但是丢了自己的良心却不知道着急把它找回来，这是多么的悲哀啊！这是分不清孰重孰轻、孰大孰小而导致的。
　　由此可见，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如果一个人对于孤儿都没有恻隐怜悯的心，也就不能称之为人了。推而广之，外无叔伯，内无兄弟，都是孤；家道衰微，福报浅薄，年老而没有儿女，也是孤苦可怜的人。甚至因为俗世之间，善良的人少，而自私自利的人多，曲高和寡，使得有道德的人受到诽谤，也是孤。孤的内容既然很广，那么怜悯的方式和途径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容人之过。
　　今译：宽容他人的过失。
　　中国古语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好恶之心。因此，我们也应当有容人之量，当他人有缺点或不足时，不能求全责备。特别是不能盯住别人的缺点不放，而应当更多地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做到“求同存异”。
　　《钱公良测语上?繇庚》上也说：“小利不争，小愤不发，可以和众。”意思是说，在小利上不和别人相争，不随便对人发火，就能跟人搞好团结。俗话说，一个人为多大的事情所激怒，表明他的心胸有多大。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佛家的弥勒菩萨那种“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的精神，拓宽胸怀，不与人斤斤计较，更不轻易对人发脾气，甚至恶语相向，因为这都是一个人没有修养的表现。
　　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是一位修养非常好的人，从来不发脾气。可是他的太太却是一位有名的泼妇，常常因为一些芝麻小事，喋喋不休地咒骂苏格拉底。可是苏格拉底从来都不发脾气，总是处之泰然。有一天，苏格拉底因为说话不小心得罪了他的太太，太太河东狮吼，大发雌威，恶声痛骂苏格拉底。而这位有辩论天才的哲学家却一声不响，静静地坐着听她谩骂，等到她骂够了静下来时，苏格拉底才站起来，准备出去办事。可是他走到门口，太太竟然把一桶冷水猛向苏格拉底泼去，浇得他满身湿透，好像一只落汤鸡。有人问苏格拉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苏格拉底若无其事地答道：“雷霆之后，必有暴雨。”就这样，用幽默化解了冲突。
　　美国休斯敦的一位银行家，讲述了他小时候克服发怒的坏习惯的经历，给人们很大的启示。他说：“我小时候，脾气很坏，常动怒，父亲规劝多次无效。有一天，父亲给我一小桶铁钉子和一根铁锤子，并告诉我：‘你每生气一次，就在后院栏杆中间的柱子上，钉一颗钉子。’“第一天，我在那柱子上钉上了十六颗钉子。因为怒气少发了，每天的钉子逐渐减少，我也发觉控制自己的坏脾气，比往后院去钉钉子容易得多。最后，我变得不发脾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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