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共产党宣言》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论断,已成为不刊之论,甚至成为当代许多西方学者描述现代性特征时必须引征的经典性论述。然而,我们对西方的认识似乎注定一波三折。在中国过去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语境下,我们对于这段论述,所注意的与其说是现代社会的共性,不如说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个性。并且,我们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新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即使还未寿终正寝,也处于濒死的边缘了。结果,资产阶级时代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把资产阶级所“反对”的东西固定化、神圣化。直到改革开放,我们对现代性、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时代的这一论述才有了新的体认,并相应地注意到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
西方有学者认为,可以把现代性定义为阐释的观念、原则和类型,它们跨越从哲学到经济学的全部范围,种类繁多,歧义纷呈。想要为现代性确定一个历史起点也是不可能的。自16世纪一直到整个19世纪,每一个世纪都可以而且曾经被命名为第一个“现代的”世纪①。而据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考证,“现代性”一词早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中就产生了,并且伴随着“古今之争”。他依据西方历史的三个时代的划分,即古代、中世纪和始于文艺复兴早期的现代,指出:“由于文艺复兴是自觉的,且把自己视为一个新的历史周期的开始,它完成了在意识形态上与时间的一种革命性结盟。它的整个时间哲学是基于下述信念:历史有一个特定的方向,它所表现的不是一个超验的、先定的模式,而是内在的各种力之间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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