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性之善恶<br> 古人论性，多言善恶。告子以“生之谓性”立论，主“性无善恶”。从告子视生命、生理之自然材质、自然本能为性这种角度看，就像天地万物一样，人也只是一个纯自然的生命体，故不可以善恶论其性。由此而论，告子自才性而论人性，其“性无善恶”说是能成立的。然而，同样是才性论的荀子，却明言“人之性恶”。荀子着重从人性本能之好利多欲而言，若顺其而为，必流于恶，故荀子言“性恶”。若究其实，荀子之论“性”，本从才性材质上说，故本不可言善、言恶；其所以言性恶者，乃从心之欲上说，即此恶之性是心理的，而非材质的。董仲舒亦曰“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待教化而为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其以自然材质为性和以后天教化成善这两点，与荀子是一致的。但与荀子之统言人性相同、人性皆恶观点不同的是，董仲舒开始将人分为三等，谓有圣人之性，有中民之性，有斗筲之性，而唯中民方可言性。才性论在董仲舒这裹有了一些变化，即开始将人性以品等来划分。但在性是否有善恶问题上，董仲舒仍然坚持了才性论的基本观点，即性只有善或恶的倾向，而并非本身即是善或恶。<br> 就本质而论，只要坚持“用气为性”，则所谓善恶都只是气质之善的可能性或恶的可能性，非是道德性本身之善恶。就此意义而言，告子所谓“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孟子.告子上》），荀子所谓“善者伪也”，以及董仲舒所谓“性待教化而为善”，都是一致的，即都不认为材质之性本身有善恶可言，善恶只是后来的事。但是到了王充那裹，却把才性论这个基本观点模糊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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