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台湾意识形态影子的儒家学说
战后台湾经历了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这一过程由作为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主持推行，陈仪自幼饱读四书五经，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濡染，虽然参加辛亥革命后，比照新旧文化的优劣之势，对儒家思想有过一番批判性言论，但在接收台湾问题上，看到了日本文化的暴戾、褊狭、利己，没有泱泱大国民的气度，他认为只有我中华文化胸怀广大，具普世主义，天下为公，推己及人，止于至善，因此强调要在台湾全面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三民主义来抗击日本文化。当时的台湾，尤其是日本殖民统治晚期，整个社会受到殖民当局的严格控制，台湾民众从公学校的儿童到社会各个阶层，从思想到日常生活，从语言到风俗习惯，都经历了一番日本的民族同化政策压制。而且当时的台湾已经走上了初步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祖国大陆前来接收的官员在这方面面临着制度、法制、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适应问题，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外省籍官员与台湾同胞之间产生了不少矛盾。
针对这一问题，陈仪主政台湾的第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加速台湾中国化的进程，彻底清除日本文化色彩。在进行文化重建方面，陈仪虽然没有提出一整套的思想学说，但他认为只要揭露出日本军国主义的损人利己、凶恶残暴文化根源。
同博爱”、“天下为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理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亲和力。陈仪相信只要将中华传统文化推广到台湾，取代日本文化，就一定能够最终造福台湾人民。
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陈仪把1946年的工作分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心理建设。其中所谓心理建设就是发扬民族精神。台湾既然复归祖国，台湾同胞必须通晓祖国的语言文字，懂得祖国的历史。陈仪期盼在一年内，全省教师和学生能说国语、通国文、懂国史。虽然这期间经历了“二二八事件”，但基本上台湾的心理建设步子没有停顿下来，陈仪及继任者彻底清除日本殖民色彩，其办法包括强制推行国语国文，甚至闽南语、客家语都遭到限制，灌输中华传统文化，送台籍青年到内地求学，从内地广招国语人才服务台湾。这些做法一度遭到台湾中年人的抵制，但对台湾青少年，其成效逐渐显现。今日台胞多能操一口标准国语，使用文白相间汉字，对中华传统文化颇见功底，应该说其功效始自陈仪。
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文化进人了常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关于思想文化发展的讨论有过一段比较自由的时间。面对全面反思国民党一败再败，直至败退台湾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一些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应如何定位的课题。主要的辩论者包括《自由中国》半月刊、《民主评论》半月刊及与党、政、军、团（即“救国团”）关系密切的刊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雷震、殷海光、张佛泉、许冠三、罗鸿诏、徐复观、任卓宣（叶青）等人。主张“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者认为“反共时期”应限制个人自由才能团结力量，任卓宣是代表人物之一；而力主“个人自由高于国家自由”立场者则认为个人自由即诸基本人权，国家应尊重宪法所赋予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以藉此突显民主政治与所谓“中共极权”的差别，殷海光、张佛泉是主要代表人物。除此之外，尚有“调和论”的观点，试图在“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点，徐复观、许冠三、罗鸿诏即持此观点。然而至20世纪50年代末，各方仍是各说各话，未有定论，战后台湾文化向“个体性觉醒”发展的主要变迁方向在此一时期尚不明朗。
知识界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政治和军事上再三败退的政治集团不能在文化上再有任何的失守，面对新的政治局面，原有的意识形态和一直坚持的儒家思想如何继续用来维护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便成为当局亟待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三民主义必须照样坚定地坚持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坚持三民主义的同时，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儒学并未死亡，它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支离的、隐性的，其表现便不能整全和健康，而如何进一步使儒学具备现实的合理性，则需要更好的途径和形式。
而使蒋介石更急迫地思考文化建设的一个更为主要的问题是，当时台湾岛内的“台独”呼声渐起。除了原有的殖民文化的一定影响之外，还有其他新出现的各种情况，如“二二八事件”和国民党败退时大量人员撤退至台湾使岛内的人口自然地划分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块。台湾实行土改之后，土地赎买政策使本地人在工商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增强了他们表达自己意愿的渴望和能力。以彭明敏、廖文毅等为代表的“台独”运动在美国、日本等国际势力的支持鼓励下，将内部的政治矛盾放大为一般的文化乃至种族冲突。他们鼓吹：“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台湾应由台籍人执政”，“台湾前途由1800万台湾人决定”等等。
1952年，溃退至台岛后的国民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召开，把“保卫中国文化”作为“复兴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之一，目标直指在文化问题上的非中国化的各种极端现象。事实上，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台湾的经济已趋稳定。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发展。现代性是社会的稳定因素，现代化过程却因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而常常引起社会动荡。台湾当局强调指出，台湾社会的危机来自两方面：（1）以欧美社会为发展参照的“西化派”（自由派）知识分子；（2）极端的地方势力“台独派”。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