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博士学位，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主要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10余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上海证券报》、《FT中文网》等媒体专栏作家，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上海东方卫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电视台等财经节目的嘉宾。曾出版畅销书《人人都爱经济学》（2008年）。

　　“经济”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几乎无人不晓其意，连小饭馆也用“经济实惠”招徕食客。而经济学更是大行其道，占领了各大学的课堂，成为最热门的专业。
　　然而，作为汉语的“经济”以及“经济学”这两个词，并非中国人的原创！它们起源于日本，100多年前才传入中国。
　　让我们从头说起。
　　“经济”，本是古希腊人的发明，希腊语是“oikouomika”，本意是“家政”或者“家计”，也就是“家庭管理”。
　　为什么希腊人热衷于研究家庭管理而非“宏观经济”呢？这是因为古希腊实行奴隶制，经济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研究家庭已经足够了。
　　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0），是古希腊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相当于咱们的孔子，他们是同时代人；都没有自己的著述，但是都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弟子，撰写了世界上第一本以“经济”为名的著作，“oikouomikoz”，即《经济论》，后来英文的“经济”即“economy”一词，就是逐步从这个希腊文演变而成的。所以，色诺芬是“经济”（希腊文）这个词语的原始发明者。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必须承认，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昌明之后，西方大大领先于东方了。
　　历史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开了眼界，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单是船坚炮利不如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似乎也不如西方了。
　　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于是容闳到耶鲁大学学习，马寅初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就连李鸿章也访问过美国。
　　问题是，西洋毕竟太远，去那儿太费劲，又费钱。幸好彼时的东洋，也就是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的洗礼（“维新”语出《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学到了西方文明的精髓，已经跻身先进国家之列。
　　所以，向东洋人学习也能达到“师夷”的目的，而且省事。何况，这个昔日不起眼的邻居，在海上打败了中国，好像也有资格做老师了。
　　过去，一直是中国影响日本，可是，明治维新之后，反向的影响开始出现。孙中山、鲁迅、周恩来、郭沫若、陈寅恪、王国维、李叔同、郁达夫、秋瑾、陈独秀、张闻天、夏衍、田汉、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廖仲恺等人都曾留学日本。
　　隋唐之际，日本人就开始借用汉字来标示自己的语言，即“假名”，“假”的意思就是“借”。今天，日本人经常使用的汉字有1800多个。
　　假名为后来中日交流、日本文化影响中国提供了便利。现代汉语中的大部分“词语”，都是日本人先“假借”，后来再传入中国的。
　　日本人在翻译英文的“economy”时，借用了两个汉字：经济，他们觉得这两个汉字，恰好可以表达英文原词的本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的“经济”一词的发明者，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
　　古代的中国人，偶尔也把“经”和“济”放在一起，可是它的意思，与今天的“经济”相去甚远。
　　据考证，“经济”最早见于《晋书》，其中有“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隋朝人王通的《文中子·礼乐》中，有“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杜甫的《石犀行》中，有“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不过，它们的意思都接近于今天的“政治”，比“经济”的现代含义复杂得多。
　　再说“经济学”。
　　最早使用“经济学”（法文）这个词的，是法国人蒙克莱田（1575—1621），1615年他写了一本书—《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的英文是“economics”。
　　1867年，日本人神田孝平把英文的“economics”翻译成三个汉字：经济学。
　　中国最早开设经济学的学校是北京大学，讲授者中也包括日本人，他们把这门课叫做“经济学”。
　　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和严复先生，很早就接触到“economics”这个词，将其翻译成“计学”或“生计学”，也就是“家计之学”，不过这个译法没有被后人认可。
　　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和“经济学”，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日两国文化和人员交流，从日本传到中国的。
　　尽管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一词，但是古代的中国人有另一个词，即“经世济民”。
　　“经”的本来含义是“东西之道”，如今一些内地城市仍有“经×路”这样的路名，后来引申为“治理”，所谓“经天纬地”是也。
　　“济”本意是“济水”，比如济水之南，就是济南，后来引申为“帮助”，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经世济民”的意思就是“治理世界，普度众生”了。而这正是一代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衣钵传承的理想。
　　陈岱孙先生（福建闽侯人，1900—1997，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半开玩笑：“本来嘛，我们这门学问该叫‘经世济民学’，可是李世民皇帝用了‘世民’两个字，我们就只能叫‘经济学’了。”
　　经济学这门学问，可以说是20世纪的显学，其根本作用是富国裕民。照理说，这样的学问一定历史悠久，可是，正相反，经济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科学。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不乏杰出的理财专家，比如汉武帝的财政部长（大司农）桑弘羊，就向武帝建议，煮盐和制铁由政府专营，为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财力基础。他还天才地提出了“均输”和“平准”之法；杨炎，是唐德宗的宰相，最早提出“两税法”；明朝的张居正，提出了“一条鞭法”等。
　　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经济政策，而不是经济科学。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和经济科学的关系，大概是“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关系。
　　这样的事例很多，《庄子·天下》中提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里面实际上蕴涵着极限的思想。但是，我们只知道万世不竭，而不知道“极限”。就如过去中国的道士们炼丹，但终究没有总结出化学原理，有“八卦”，可是没有“二进制”一样。
　　科学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抽象的学问。一门科学，必有一套自己的概念和体系，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古代大臣们对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也许有不世之功，但都不系统、不规范，都不是经济学。
　　现代意义上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公认的是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901年严复先生就将其译成中文，只可惜，当时的中国人看到和看懂的能有几人呢？
　　经济学产生之后，历经几个阶段，到今天成为一座雄伟的大厦。
　　经济学的第一阶段是古典经济学。
　　所谓古典经济学，核心的一点是强调，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之后，1817年，英国人大卫·李嘉图（1772—1823）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开创了经济学的演绎法，把经济学的分析引领到科学轨道。他在书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比较优势原理”。李嘉图虽然只活到51岁，但是成就不凡，是公认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李嘉图是“理论与实惠”相结合的典范，25岁时他就靠炒股票赚了200万英镑。
　　经济学的第二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
　　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史称“边际革命”，微积分方法被引进经济学，边际革命论者强调，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客观的劳动，而是主观的边际效用。有关边际革命的代表作有《纯粹经济学要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国民经济学原理》。
　　价值到底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由劳动决定，还是边际革命者强调的由边际效用决定？经济学处于分裂的状态。
　　1890年，英国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发表了《经济学原理》，在他看来，商品的价格（价值），既取决于劳动等客观因素，即供给；同时，也取决于效用等主观因素，即需求。
　　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价格。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微观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是那个时代全世界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比如马寅初先生那时学的主要就是这本书。自由主义是新古典经济学唯一的主打歌。
　　经济学的第三阶段是凯恩斯经济学。
　　1936年，马歇尔的嫡传弟子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解释了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大萧条”的原因。此后，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和。从其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一直是经济学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的滞胀，即通胀和经济停滞共存，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凯恩斯也曾经炒股票给剑桥大学赚了100万英镑。
　　经济学的第四阶段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到目前。
　　这一阶段，经济学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不过大体可以分为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支持的流派主要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剑桥学派。
　　（1）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新古典综合派。他们既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市场的作用是基本的，又承认市场有时候有缺陷，政府的干预也是必要的。这一派代表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保罗·萨缪尔森，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年）的美国人，构建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的《经济学》从1948年第一版到今天，都是全球流行的教材。
　　（2）新剑桥学派。其主要人物在剑桥大学，基本观点和新古典综合派大同小异，主要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夫人，她曾经访问过中国。罗宾逊夫人的代表作是《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主要有货币主义和新奥地利学派。
　　（1）货币主义。领袖是弗里德曼，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自由主义的大师，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弗里德曼多次访问中国，2006年，他的去世震惊了世界。弗里德曼的名著包括《自由选择》、《资本主义与自由》等。
　　（2）新奥地利学派。以哈耶克等为代表，反对国家干预，竭力鼓吹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反对计划经济。哈耶克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的论战中输给凯恩斯。哈耶克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享誉世界的自由主义大师，除了经济学，他在法学和政治学领域也有突出成就。哈耶克的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等。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指责说，危机是对自由市场过度迷信，缺少监管的结果，美国和中国、欧洲国家纷纷通过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刺激需求，以图摆脱危机的影响，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但是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危机并非市场之过，而是市场作用的方式，是正常的周期性调整，现在需要的不过是要完善市场，而非政府干预，干预只会让衰退拖延，需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更加信任市场机制。
　　现在的经济学处于战国时代。所以，有人开玩笑说，10个经济学家，可能有11种意见，根本统一不起来。但是，必须说，经济学家们对于市场的作用，观点是高度一致的。比如，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贸易，他们的分歧只在于对宏观问题的视角有差异罢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说到经济学，就不能不知道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就像提到物理学，不能不提到牛顿一样。第2章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牛顿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这本书把前人几乎所有关于经济问题的有价值的零星论述做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系统主张，建立起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亚当·斯密是公认的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是“近代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生于英国苏格兰法夫郡，一个叫卡柯尔迪(Kirkcaldy)的小镇上，是个遗腹子，他父亲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
　　4岁时，亚当·斯密发生了一场意外，他被一帮吉卜赛人拐走了，是他叔叔救了他。他的启蒙教育是在家乡完成的，幼年的他记忆力超群。
　　1737年，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其间的大事是得遇他的恩师，他自称最尊敬的人，道德哲学教授哈奇逊，后者引荐他结识《人性论》的作者，大哲学家大卫·休谟。
　　1740年，17岁的斯密骑马去牛津学院（CollegesatOxford，非今日之牛津大学)求学，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一直到1746年。其间的生活是乏味的，亚当·斯密没有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还不如在格拉斯哥的日子。一个小插曲是，因为偷偷阅读大卫·休谟的《人性论》，此举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他差点被校方开除。
　　1748年，亚当·斯密担任爱丁堡大学的讲师。1751~1764年，他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接替哈奇逊，主要讲授伦理学。
　　当时伦理学所包含的范围广泛，包括神学、道德学、法学和政治学。而政治经济学，就包含在政治学中。
　　亚当·斯密曾经游历欧洲，有幸见到伏尔泰、狄德罗、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等领袖级人物，也认识了重农学派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魁奈著有《经济表》（曾经有人说，人类最伟大的三个发明是火、文字和经济表）]，开始思考经济问题。
　　1759年，亚当·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出版，获学术界极高评价，跻身英国一流哲学家之列。温家宝总理几次提到，他喜欢并提倡大家阅读《道德情操论》。
　　1767年亚当·斯密开始着手撰写《国富论》，历经近7年，1773年完稿，1776年3月出版第一版。
　　1778年后，亚当·斯密与母亲定居爱丁堡，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同时，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
　　从他的画像中，我们发现亚当·斯密远非英俊，除此之外，他常常走神，而且有比较严重的口吃。也许，这就是大智若愚吧。
　　亚当·斯密终生未娶，与母亲相依为命，至为孝顺，1784年他的母亲以90岁高龄去世，不过6年后，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就在爱丁堡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去世前，他烧毁了自己的全部手稿，以免误导后人！
　　他的墓志铭是：《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
　　亚当·斯密生前享有巨大的荣誉：一次，英国首相小皮特与几位重臣正在交谈，亚当·斯密被邀参加，当斯密步入室内，每个人都站起来。他说：“诸位先生，请坐！”首相却道：?我们要等您先坐下才就座，我们都是您的门徒啊。”
　　《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的《圣经》。马克思对此书的评价是最有名的：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1901年，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1854—1921）就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他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原富》，也就是“财富的本原”的意思。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部划时代的巨著，更不用说理解其思想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本，是20世纪70年代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精心翻译的，不过，翻译的目的不在于学习，而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是时代的悲剧。
　　由于《国富论》的巨大影响力，它的风头盖过了斯密的另一部巨著：《道德情操论》。其实，《道德情操论》的学术价值一点也不亚于《国富论》。《真实的亚当·斯密》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布坎说，在维多利亚时代到来前，即使是《国富论》也没有超越它的影响力。
　　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滑坡，企业不讲道德的事情层出不穷。因此很多人呼吁，要读读《道德情操论》，别光知道歌颂“自私自利”的《国富论》。
　　还有人认为斯密的思想是矛盾的，一面在《国富论》中论证个人“自利行为”的伟大，一面在《道德情操论》中热情讴歌“利他”的重要，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