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既意味着基于普世性原则的秩序,又意味着基于权力政治原则的对外拓展。作为控制着100多个民族的庞大国家,苏联自建立起就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并致力于追求二者统一的矛盾解决之道,但终至其解体,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并始终贯串于它的外交原则中。革命救世的理想原则体现于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上,而赤裸裸的权力政治观决定了毫无道义的对外拓展以追求绝对的安全。在两者不能圆融地糅合时,意识形态只能转变为服务于现实原则的工具,最终扭曲的结合使得它重蹈沙俄帝国的老路,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纯粹的权力原则与异化的救世主义结成一体,成为苏联帝国思想的两个重要元素。如果说苏联的构建是帝国加强内部控制以追求一体化,解决其消化问题的话,那么它的对外行为则是不断地吸纳,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外交上看,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短短时间里,苏维埃俄国的革命理想主义外交旋即被现实性的外交原则所取代,决定性的原因是俄国的虚弱根本不能支撑与以西方强国为主体的整个国际体系的对抗。因此,布尔什维克政权改行“同政权和国家的羸弱相适应、并且旨在克服这羸弱的审时度势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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