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男，1959年生，浙江诸暨人。教授，政治学、哲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1988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毕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政治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并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曾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校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

    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是“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有”的试金石，也是民主政治的试金石。
    离开民主去谈论自由、平等、人权，就像离开市场经济去谈论自由贸易一样不得要领。
    我一直认为，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重点，将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随着改革中心的逐渐转移，改革的难度也将显著增大。在一些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改革必须有所突破。特别是在事关民主法治、社会公正、生态治理、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官员廉洁方面，改革日益呈现出不进则退的局面。
    东西方国家在合法性方面遇到的严重挑战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政治合法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正在从福利、民主、善政等转向善治。我认为，善治将是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仅有民主，不足以保证善治；没有民主则不可能有善治。
    政府没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观条件是一种重大失职，但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公民的幸福，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公民的幸福，则是相当危险的。著一、敬畏民意、政改需抓住机遇、全球化与中国模式、中国治理变迁30年、蒋治与合法性、走向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

    人民政协与民主决策。我们通常说人民民主有四种形式，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说明人民主体现在国家权力产生和运行的各个环节。在这些环节中，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对于人民民主而言，尤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民主选举主要解决权力的产生问题，即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将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员选拔出来，授予他们权力。民主决策主要解决权力的使用问题，即选举产生的官员不能为所欲为地使用其手中的权力，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设计看，民主选举主要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人民政协在民主选举方面没有相应的制度性授权。但对于民主决策，各级政协可以而且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应当改善政协委员的选拔和择优机制，加强政协机关的自身建设，提高政协委员的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从而增强政协自身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应当考虑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使各级政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合法渠道。
    人民政协与依法治国。民主最早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它虽然从未消失，但一直不曾是人类的理想政治制度。直到近代以后，民主才开始成为“好东西“，从西方的政治文明变为世界的政治潮流，从少数国家的政治现象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普遍价值。造成民主政治转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近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开始认识到，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不可分离。民主也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造福于人民；法治也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才真正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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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民意
1．敬畏民意
2．人民至上
--60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3．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
4．人民政协与人民民主
5．更加重视社会自治
6．政改须抓住机遇

中国模式
7．全球化与“中国模式
8．新中国60年政治发展的逻辑
9．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
10.政府创新的经验与教训
--对114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的评析
11.新移民运动、公民身份与制度变迁
--对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农民工进城的一种政治学解释

善治与合法性
12.善治与合法性
13.中国治理评估框架
14.走向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

对话
民主法治要有突破陛的发展
好的地方改革应上升为国家制度
善治：打通幸福之路
一关于政府行为与人民幸福的对话
改革的前提是尊重农民意愿
一成都试验的三条启示
全球化、当代世界与中国模式
一俞可平与福山的对话
社会良序更多依靠社会自治与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