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种对最佳政制的探询的意义何在呢？对最佳政制的讨论可以维持城邦中政治与哲学的张力，不但使城邦避免成为“猪的城邦”，使城邦中人在基本的肉体需要得到满足的前提下，能够过高尚幸福的生活，也恰恰是这种高尚幸福的生活使人挺立在神兽之间，也就是说，这种高尚幸福的生活是人生的最终归宿之所。另一方面，哲学首先是政治哲学的标志是哲学必然展开对最佳政制的追问，也只有通过这种追问，哲学作为超越政治的、超道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在城邦中获得其本身的意义，否则哲学本身也就失去其自身的意义。因为在他所归属的城邦之中，他只有真正面对城邦所提出的要求时，他自身的意义才能得到证明。哲学的生活必然超越政治生活，但政治生活在所有现实的生活方式中处于首位，是城邦中人最为紧迫的事情，哲人作为城邦的公民和作为哲人必然要在城邦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也就是说，哲人通过成为政治哲人而实现哲人的目的。
在城邦中，军士处于政治秩序的第二等级，他是哲人（立法者、王）与第三等级的传送带。在城邦遭受威胁时（无论这种威胁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军人是应该为整个城邦的秩序提供保障的政治等级。而工匠是为了满足城邦的物质需要而存在的政治等级。在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架构当中，哲人由于能够把握善的理念，能够对城邦的善的知识有所审察，因此处于城邦的最高等级，因为：
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人们直觉到它的确实存在，但又对此没有把握；因为他们不能充分了解善究竟是什么，不能确定起对善的稳固的信念，像对别的事物那样，因此其他东西里有什么善的成分，他们也认不出来。在这么一个重大问题上，我要问，我们能容许城邦最优秀的人物——我们要把一切都委托给他的——也这么愚昧无知吗？
如果哲人不能领会与追求善，那么将城邦中一切重要事情托付给他将是十分荒谬的做法。而且对哲人而言，现实福利如肉体快乐或此世幸福都不会对他有所作用，因为使哲人成为哲人的整个艰苦的灵魂锤炼历程已经使哲人可以克服种种诱惑，他关注的是理念的事情，尤其是善的理念。只有如此，哲人在城邦中的地位才无可厚非，因为善的理念不但能够赋予知识对象以真理，而且它为认识主体提供认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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