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外围房屋的墙上写着许多标语，除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些，还有“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在“文革”中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最眼熟的标语莫过于“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尾巴”，还有后来的“深入揭批‘四人帮”’，等等。这些充斥着火药味的标语，对于村庄里的人们只是应景，对生活的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村庄里的人们照样吃饭、耕种、扯淡，除了炒菜的油不见多，就是住房越来越紧张了，其他的好像一切依旧。牲畜照养，虽然数量不多，但没见猪尾巴被割的；副业是没有环境，尽管木匠们活一直在做，但是做工的钱基本上要交到生产队去买工分，不然粮食就没有着落。
不管村庄外面有多大动静，村庄依然保持着平和、恬静的基调。当然，架还是会打的，小孩子会打，大人也会打。大人们打完架也许几个月不说话，碰到哪家做好事，又凑一块帮忙去了。因为血缘的关系，因为村庄大的缘故，村庄里始终分着几个大的家族，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的几个分支，遇着红白喜事总是在家族里面办，少见村庄行动。年代久远，繁衍快慢竞隔出七代人，辈分复杂着，平日里叫着名字和野号，到年节时还得规规矩矩地按辈分来叫。人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工，所以早早地就集合在樟树下。队长的哨声照例要吹，是吹给不自觉的少数人听的。出工的时候大呼隆，收工的时候方向就很多，勤快的男人和女人，可能还要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忙碌一会儿。
那个时候，我似乎不缺乏自由和想象，我拥有天，拥有地，拥有池塘也拥有江河，拥有古树和平原，甚至我还能拥有远处的山冈和森林。我在塘中摸鱼，到赣江嬉水，上树掏鸟蛋，骑牛看小书。甚至，我还知道去树上摘乌桕子、去山上摘栀子花果实到供销社换零花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无所不能，除了没有上天人地的本事。所以，我很快活。是因为后来求学的路上越来越没钱，才让我深深感到物质的匮乏和无助，甚至，我曾经非常沮丧地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
村庄里没有天生的地主，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但是年代久了，能力和智慧就显示出来了。在大锅饭时期，村庄里人们的日子过得并非一样，过得好的可能有些老底子，但谁能忽视算计的工夫？过得不好的自然没有什么积蓄，孩子多自然是主要的，但算计方面也是原因。在我的记忆里，村庄建造房子这样的大事不是没有，大约隔个一年半载也有那么一回。后来建造的房屋一律排在村庄的南面，坐向改为朝南，但大致还是没有破坏村庄的整体形象。1980年以前，人口还不能随意流动，大家守着土地，产量是增加了，品种却还是不多，所以大家过得都紧巴巴的。但村庄的人口倒是出现了大的增长，每对夫妻轻轻松松生个三、四个孩子。孩子小随便挤挤，大了就麻烦。1980年代，村庄住房异常紧张起来，而这时候又恰逢政策宽松，这才诱发了村庄的又一次大的变迁，而这一次变迁，竟然阴错阳差地导致了一个古老村庄的消失。
1980年代初，分田到户，公粮也摊派到户，定购和派购任务比生产队时期相对要少些，村庄里的人们自己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负担比生产队时期也相对要轻些。好在农产品开始流动起来，粮价有几年还是不错，最好的一年，粮贩们直接到田间收粮，这边刚从打谷机里扒出湿谷，那边就过秤付款。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政策给农民松绑，市场给农民帮忙，两个因素相加，农民的口袋里就殷实了许多。有闲钱了，居住拥挤的问题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做房子的多起来了。1980年代中后期，在村庄前面的旱地上，新建起来三排房屋，坐向改了，一律朝南，样式还是那一种传统的老式房屋。稍有不同的是，正栋后面一律带着一个“拖斗”，“拖斗”的一半做厨房，另一半是猪栏。
1990年代初，打工潮起，学风更弱，十五六岁的孩子也辍学外出打工，为村庄增加了一条生财的门路。小孩子都赚钱了，造的房屋就更多。1995年我回家过春节的时候，新村庄已经很饱满，大概不会少于六七排。再到后期，特别是进入2l世纪后，村庄里的人们彻底摒弃传统样式，造起了楼房。没几年，楼房疯了似的沿着105国道两边排开，形成一华里多长的街市，高的四五层，低的两三层，有钱的装修堂皇，没钱的也搭个框架，似乎占地才是正道。
村庄里的人们陆续从老居迁出。我去过老居那边，只住着少数几户人家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恰逢赣东大堤加宽加高，本来萧条的老居经不住政策的鼓动，三下两下就灰飞烟灭了。人们忙着打理老屋的砖块、木头和瓦片，有些人感觉这些物件做新楼也派不上用场，便省了心，任由半扇墙壁、半栋房屋在风雨中独自凋零。近千年树立起来的村庄，似乎在不经意间被人们非常合理地摒弃了。很久以前，当人们还住在老居的时候，谈论起村庄的第一次变迁时，惋惜之情跃然脸上。而这会儿，怕是只有村里的老人们才深怀着对于老屋的眷恋，在他们的心里，是否还有对于祖宗家业的一份怜惜？
我很难描述现在的村庄，说它不是村庄似乎也没有道理，说它还是村庄总觉得少了些什么。过去的“眼塘”现在被充分利用，隔成了方方正正的标准鱼塘；过去很入风景的四眼塘现在被商业化了。不过，村里的人们为着村庄的漂亮还是做了不少事情，那几排建了没几年的老式新屋，借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把后面那个兼有养猪功能的拖斗一律拆了。排与排之间空旷了许多，不仅铺了水泥路，而且还修了花池子，不过池子里的花草很难看，中间还有不少杂物。在105国道边没有占地的人看着别人住着楼，心里老痒，因此新村里拆了又建，此伏彼起，经年不息。改造过后的新村高低起伏，非今非古，非洋非土，怎么说都好，怎么说都不好。
“拖斗”拆了，也意味着养猪这个大众化的传统行业在村庄里彻底终结，规模养殖在少数人手中如雪球翻滚，越搞越大，污浊的水顺着沟渠肆意流人田间和水塘，渗入村庄的地下。不仅如此，村庄的其他行当也无一例外地被少数人搞起了规模经营。1980年代初分田到户时，村庄人均土地达到2．5亩。分田之后，土地在农民手里挥霍了一些，1990年代中后期村庄里的人们种田的热情锐减，村庄里一小半土地被人拿去挖塘养鱼了。到21世纪初，在产业化的鼓吹下，村庄里又一小半土地招来了外商种植葡萄，我们的村庄从此变成了被产业化的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水产村、养猪村、葡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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