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大动荡大发展的时代所提出的人类生存的全部重大而尖锐的问题进行思考,并不是海德格尔所能完成的任务,海德格尔自己也未见得能够对时代所提出的人类生存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有自觉的意识。而且,海德格尔自己的实践和理论生活道路也决定了他只能对几个重大人学问题进行思考。
首先,他思考了个体此在的生存问题。海德格尔在中学时代看到了布伦塔诺1862年写的《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多种意义》而开始了对存在问题的迷惑,这是他走向存在问题的始点。他于1915年写的讲坛资格论文-《邓·司各脱的范畴与意义学说》-便对邓·司各脱关于存在者的存在以及存在与语言概念的关系的学说进行了讨论。纵观海德格尔后来的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布伦塔诺对亚里士多德存在学说的解释,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是奠基性的、源头激发式的。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布伦塔诺对存在的多种含义的解释,促使海德格尔去深入思考,在存在的多种含义中是否有一种本原的意义、一种统一性的东西,以便作为存在的多种含义的基础,这一思考过程,使他于20年代中期最终走向了对存在本身、存在的意义问题的探讨。①由于他当时认识到存在问题与此在的生存有一种内在关联,因此他的未完成的《存在与时间》所分析的主要是此在的生存、此在的“在”(ist),而他所分析的此在生存的具体内容正是那个时代特别是西方社会所尖锐凸现出来的个体生存的非理性方面:个体的操心、忧虑、恐惧、死亡等情绪体验之在。海德格尔是从存在的意义问题而分析个体此在的生存的,但他对时代所提出的个体生存这一人学问题的思考却是自觉的,这从他对传统人学思想的批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详见本章第二节)。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