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注意到乔纳森正在经历他一生中最剧烈的属灵之旅,那么他与同学的疏离以及对他们闹剧的反感,也许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这一帮惹是生非的年轻人中,乔纳森的生活就像是一位寻求圣洁的年轻僧侣。到1721年3月1日,亦即他报告学院恶作剧的时候,他正处在发现他最终将认为构成了他归信实质的一些奇迹(marvels)的边缘,甚或是中间。在这一学年里,他还从事着对于一个17岁年轻人来说极其惊人的哲学与神学思考。如果我们能够严肃对待他在理解上帝实在之和谐这一探索上所达到的深度,以及他接近那一目标时所产生的美感,那么就更易于看到他为何与那些满脑子恶作剧和吵吵闹闹的同学格格不入了。在性情上,当处在现世的男性“同道”(camarade—rie)中时,他从未感到过自由自在。他期望其他人像自己所做到的那样保持一种“高强度”。他没有“中间挡”。他不能容忍不一致,譬如看到同学中的许多人正在接受圣职培训,但却在藐视道德秩序。而且,他还是个对自己和对人际关系需要了解很多的年轻人;他并没有完全了解这一切。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就像伟大艺术家一样,他所探索之实在的维度超越了大多数同龄人的想象。
直到开始产生强烈的经验,那一年对乔纳森来说,是极其痛苦的灵性挣扎的一年。他后来将他的努力,以一种传统说法,描述为“悲惨的寻求”。他怀疑他的努力究竟是否具有任何价值,然而通过它们,他回忆到,“我被引导着去寻求救赎,并且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即便是从他前一年患病时起,他就“感觉到了一种与世界万物相分离的精神、一种专注于基督的精神”,但他似乎并未取得真正的进展。
虽然他的一部分受到全然委身的强烈吸引,但他的另一部分却在顽固地抗拒。这种抗拒在他的理智里建立起了堡垒。正如他后来所描述的,从童年起,他就“完全反对上帝主权的教义,亦即拣选那些他愿意赐予永生的人,并弃绝那些他乐意弃绝的人——任由他们永远灭亡,在地狱里遭受永刑。它过去对我而言似乎是一种可怕的教义”。
这段话不仅对于理解年轻的爱德华兹,而且对于理解他以后的整个生涯,都是十分关键的。作为一个年轻人,如若不论两个时代的差异,他就像那极其圣洁的阿辽沙·卡拉玛佐夫(Aloysha Karamazov),严格约束自己以探求认识上帝;但他亦是持怀疑论的伊万(Ivan)。他对上帝主权的道德愤怒,反映了他年轻时的反叛精神——虽然有外在的顺从,但他对父母、对父母的教导以及对教会的教义灌输,长久以来保持了一个秘密的、内在的抵抗据点。而他机敏的理智又为这种抗拒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就像那个时代其他许多伟大思想家一样,他攻击了加尔文教义的最薄弱点:上帝的主权意味着,通过上帝的命令,许多人被预先决定了要受可怕的永刑。随着他日益广泛的阅读,他发现这种反对得到了那个时代新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强化。正如那个时代许多最伟大思想家所做的那样,他一方面准备推翻所传承下来的教条;但他亦承认人在永恒面前的软弱,所以他另一方面又相信这种反叛精神必须被抑制。而一旦直面死亡,一旦在地狱深渊边上瑟瑟发抖,他的心若不安息在上帝里面,就永远无法得到安息。
他的心灵与理智在这种探索中是密不可分的。他的理性以及他的道德敏感性,在他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巨大障碍。那些反对或抵抗就是那源于童年时期的、对父母正统信仰之反叛的表现。他无法相信上帝完全的主权——这一加尔文主义信仰的基础教义。然而他亦断定他不能指望自己。“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太16:26),对他又有什么益处呢?尘世的欢乐是短暂的,并终将归于尘土。即便他认为它是令人反感和不公平的,但他深深害怕,地狱的烈火在等待着那些反叛上帝的人。他极其想要信赖上帝,然而他却不能相信,更遑论顺从这样一个暴君。
在这种混乱中,他取得了突破。突然他开始确信,上帝“按照他主权的喜好,永恒地决定了世人”,这的确是公正的。让人大费周折的障碍消除了。事后,他清楚地记得,他是什么时候达到这种信念的,但却“从未能解释,我是如何,抑或通过什么途径,产生这样一种确信的。在当时和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根本不能想象,在其中有圣灵的任何超常影响。而只是知道,我当时看得更加深远了,我的理性领悟了它的公义与合理性”。
在把这一切归于上帝的恩典后——正如他在后来叙述中所做的,爱德华兹淡化了他的理性思考在使自己与神学传承达成和解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使他跨越了那一障碍,因为他说他自己也不完全理解那一切。然而我们知道,大约在这一时期,他正在就上帝的属性以及上帝与整个宇宙的关系,提出他最具特色和最深刻的洞见。那些洞见对他而言,就像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为理解上帝与实在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并将上帝与人的关系问题置于一种全新的框架里。
之后看来这种思想突破似乎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它很快就具有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属灵表现。首先,乔纳森的心灵“安息”在了他的“洞见”之中,“它结束了所有那些从前一直存在而且直到那时还伴随着他的挑剔与反对。”接着,有一天出现了绝非理智所能产生的奇妙回应。当时他正在阅读《提摩太前书》1:17:“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很久以来已经无数次听到过这些话,因为不断重复的教理问答答案,罗列了上帝的这些属性并强调人们将处在“荣耀与喜乐”(或者是与上帝同在的喜乐)之中。如今,这个浩渺宇宙的上帝——他确实是永恒和全知的——那无法理喻的伟大所具有的意义,向他发出了炽热光芒。当他阅读那些话语时,他回忆道,“在我灵魂里出现了,也可以说经由它注入了,一种有关神圣存在的荣耀意识;一种崭新的意识,迥异于我先前所经验到的。”他是如此狂喜不已,正如他所说,“我心中忖度,那是何等奇妙的一种存在啊。我如若能欣赏那样的上帝,并在天国里被他紧紧拥抱在怀里,甚至被他所吞没,那该是何其喜乐啊。”他持续不断地诵读那段经文,“就像它通过圣经的那些话语在向我歌唱……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我原先常用的方式在祷告;并具有了一种新的情感。”
即便如此,这个善于内省和敏于观察的年轻人,仍然深深怀疑自己的情感;他已经受到过两次愚弄了:那种情感看起来像最强烈的属灵感情——但在危机过后就消失不见了。所以,他在上述记述之后,立即又添加上了这一引人注目的话,“我从未想过,在其中会有任何属灵的东西,抑或具有救赎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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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施瓦茨,《大西洋月刊》
“理解当代福音派的一种途径,就是思考它如何既遵循又偏离了由其最杰出创立者之一所奠定的道路。感谢马斯登这部权威的新传记……这条道路如今变得更加清晰了。”
——杰伊·托尔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马斯登比先前任何人都更好地进入了爱德华兹的世界……马斯登讲述了一个奇妙的故事.并用来自爱德华兹世界里鲜为人知的珍贵宝藏充实了他的叙述。”
——道格拉斯·斯威尼,《图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