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愚，1964年生，江苏南通人。早年游学于斯里兰卡、日本、美国，2002年获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后，曾任教于格林内尔学院，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佛教历史和思想的研究，包括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人间佛教。近期著作有《佛教、战争以及民族主义》、《佛教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等。

    《佛教与管理》集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青年佛教学者论文之精华而成，即有对传统中国佛教管理模式的研究，又有对现代佛教管理模式的探讨，实具承先启后之功用。

　　2.政府对佛教管理的重点 清代中央设祠祭清吏司管理天下僧籍、寺额及大寺住持人选。京城设僧录司，左右善世二人，阐教二人，讲经二人，觉义二人。地方僧官设置上仍同于明朝，设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民国时期，政府对佛教重点在于经济管理。袁世凯恢复清末“庙产兴学”运动的政策，继续实施庙产调查，“由清末僧教育会蜕变成的中华佛教总会”与“内务部磋商，冀收回寺庙教堂登记与清查寺产办法”，未果。1913年6月，袁世凯政府公布《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加大政府对寺院经济的干预空间。1921年颁布《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仍将管理寺产作为重心。1929年颁布《监督寺庙条例》，仍然强调政府对寺院经济的管理，并规定“寺庙财产及法物应向该管地方官署呈请登记”，财产“由住持管理之”。民国政府对佛教经济上的强制管理，引起了佛教界的不满。3.太虚与来果的佛教改革 这一时期佛教管理制度的指导思想，我认为是太虚的“理性的佛教”以及来果的“生归丛林死归塔”。太虚佛教改革的特点是“理性的佛教”，他吸收了西方语言世界的思想，热心政治，以建立全国佛学院教育为特点，提倡人生佛教，以“革除迷信的、封建的、避世的佛教，而建设服务社会、人群的现代佛教”为宗旨。他认为，“中国隋、唐间适宜于帝制时代而由僧伽律仪演变而成的丛林和小庙的僧制，一人民国，即不能不有所更改。为使僧团适应时势，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僧伽制度论提倡严密地修整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

原始佛教经典中的管理思想述评——方笑一
大陆尼寺管理方式探讨——以北京通教寺与梅州千佛塔寺为中心——李岚
唐代的佛教管理——以《唐会要》为研究中心——卓越
唐代国家对僧尼的管理——以僧尼籍帐与度牒为中心——周奇
论清代的汉传佛教管理制度——林志刚
佛学观点下的身心管理——以《杂阿含经》之戒定慧三学为中心——林建德
论明太祖管理佛教之思想及政策——林律光
在情境和语境中变革的佛教管理制度——唐嘉
僧团与教团之间——以某省B寺的研究为中心——高虹
近30年中国大陆佛教医学问题研究述评——康文籍
佛教慈善与政府善治——张学本
论居士素养在当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中的重要性——以福建同心慈善会和湖南H慈善功德会为例——彭兰闵
僧团管理制度的变化——以广州六榕寺为对象——程朝侠
佛教的心灵教育与当代学校教育管理——刘雅诗
丛林制度与儒家礼制——刘乐恒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与管理——郑筱筠
巨赞法师僧制改革的理念与实践——窦亚平
汉传佛教十方丛林管理模式的圆融特质——以《敕修百丈清规》为中心——钟海连
内观与心的管理案例研究——王慕龄
东晋庐山教团的管理启示——张敬川
论中国佛教制度的现代化——习细平
文化资源与行动动员——以佛教慈济基金会香港分会的制服制度为例——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