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光般若经》让弟子送回，自己未归，后在此地去世。（《高僧传》卷四）法显等十人先后西行求法，只有他一人在完成参访印度佛教圣地并且抄写梵文经典后从海路回到中国，又参与翻译佛经。
（二）法显为寻求戒律而西行求法，所带回并参与译出的《摩诃僧祗律》是唐代以前流行汉地的重要戒律之一，主要流行地区是关内长安一带地方，而在关东河洛一带则盛行《四分律》，江南盛行《十诵律》，唐代以后《四分律》才成为最通行的戒律。戒律对中国佛教僧团的正常存在和发展影响很人，因为僧尼出家、受戒和日常修行、传法，管理寺院等，处理僧团内部事务，以及处理与社会民众的关系等方面，皆离不开戒律。
（三）法显带回并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六卷，在中国最先传递了标志大乘佛教发展新阶段思想的“佛性”论，鼓吹一切众生皆有与佛一样的本性（佛性），人人可以成佛。然而此经尚未提出“－阐提”（善性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的主张。在法显以前到达建康的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355－434年），在法显译出《大般泥洹经》后，立即深入钻研，“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高僧传》卷七《道生传》）当时北凉昙无谶所译四十卷本《大涅槃经》尚未传到江南，道生是从简单的逻辑推理提出这一结论的。既然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一阐提”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也能成佛。因为道生是“孤明先发”，没有佛经的根据，受到当时守旧的僧人的攻击，一时被开除僧团，直到《大涅槊经》传到江南，他才得以恢复名誉。道生是南北朝时期涅槃学派的创始人，对推动中国佛教义理的发展，文化思想史上心性学说的传播，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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