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名蓝栖霞寺
四、漫复追兴废忘言在化城——唐宋元明以来的栖霞寺
明僧绍与法度相继亡故之后，僧朗继振山寺。僧朗为高丽国人，谙熟经律，尤其对华严、三论之学有精深的研究。僧朗大致在齐末梁初来到栖霞山，师事法度，但他所习的华严、三论之学却不是来自执无量寿信仰的法度，而是早先受自敦煌郡的昙庆师。由于僧朗在栖霞山弘扬般若三论而名震山邑，竟然惊动了梁武帝，遂于天监十一年（512）遣诸寺僧十人前往栖霞山僧朗处咨受三论宗精诣，但除止观寺僧诠外，其余九人竞学无所成，僧诠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为僧朗的主要弟子。
僧诠是一位重践履的义学沙门，他不仅以弘扬般若三论为宗旨，还对当时流行的其他佛学宗派多有责难。他“横行山寺，随机引悟”，而且“大乘海岳，声誉远闻”，影响不凡。他对弟子们的约束有度，也体现了严厉的山门宗风。僧诠有徒众数百，其中以慧勇、智辨、法朗、惠布四人最为知名，所谓“文章勇、领悟辨、四句朗、得意布”，是为“诠公四友”。在“诠公四友”中，弘扬、讲解三论学最得力者当属法朗。法朗讲授经论，能指摘义理，而且言气挺畅、清穆易晓，深受陈后丰叔宝的敬重。
自僧朗住持以后，原本有着浓厚无量寿信仰的栖霞寺，却以三论义学的渊薮而名声大振，基本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摄山三论学，这使得一度深受小乘“成实论”压制而沉寂的“三论宗”得以兴盛起来。故后人誉栖霞寺为“三论宗”祖庭，亦可谓实至名归。
南朝以后，随着佛教势力不断发展，寺院日益增多，以至到了唐代，天下寺院竟一度达到5358所，大大超过了前代。而摄山栖霞寺经隋唐两代增筑扩建，琳宫梵宇，飞檐相望，规模较南朝时更为壮观，并逐渐发展为与济南灵岩寺、荆州玉泉寺、天台国清寺齐名的天下“四大丛林”之一。栖霞寺在唐初武德年间，为唐高祖李渊敕改为功德寺。至上元年间，唐高宗李治又改功德寺为隐君栖霞寺。新的寺名饱含了对明僧绍高尚隐逸的人生态度的赞颂，至于“栖霞”二字则更是取自明僧绍的别号，栖霞寺遂由此创名。而山以寺名，栖霞山也从此广为人知，摄山或山的旧名渐渐很少有人提及了。值得一提的是，栖霞山自纱帽峰迤逦而上千佛岭的唐代窟龛造像（图040），从龛像组合、形制乃至艺术风格推断，当即开凿、雕镌于此际。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唐高宗李冶御制《明征君碑》事，可以推知，唐代在栖霞山纱帽峰至干佛岭一线大量开凿龛像，除了弘扬佛法外，大概还有纪念明僧绍及其在干佛崖经始雕凿“西方三圣”的用意。
栖霞寺于会昌五年（845）遭武宗灭法后，旋于宣宗大中五年（851）重建，寺名“隐君栖霞寺”也被改称为“妙因寺”。历史上的妙因寺由于皇朝帝王更迭而多次改名。先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改妙因寺为普云寺；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又改回为“栖霞禅寺”；到宋哲宗元祜八年（1093），栖霞禅寺又改赐为“严因崇报禅寺”；不久后，因皇太后高氏崩，又易名为“景德栖霞寺”，亦称“虎穴寺”。
南宋初年，金兵大举南下，并于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三、四月间与宋军激战于栖霞山脚下的黄天荡，而据清人厉鄂《摄山杂咏》诗句有“奈何完颜军，却落付劫烧”云云。可见栖霞寺曾遭南下金兵焚掠。金人尊崇道教，而道释不两立，捣毁、焚烧栖霞寺以及寺后干佛崖的佛教造像也是很自然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干佛崖至纱帽峰的山路石壁上雕凿了自己崇奉的道教天尊像（图041），并在造像旁刻了“大金国”字样的款题。可能是事出仓促，凿刻浅显，加之山石风化，已经看不太清楚了。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荒芜寥落了近三百年的栖霞寺再次得到重建，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已是金碧辉煌，光耀无殊，其宏伟壮观更胜于前。这其中，固有山寺住持三空法师、明通法师“共协中兴之力”，而一大批潜心向佛的宦官鼎力资助，广种福田，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四十九年（1784），清高宗弘历五次南巡驻跸摄山，造访游览山中的名胜古迹，并陆续写下了百余首纪游诗，山寺因而声誉大振，遂有“第一金陵明秀山”之誉。
栖霞寺的下院衡阳寺，位于栖霞山西南秦家边南象山之阳。初名为宝城寺，后废。唐天祜二年（905），徐温即宝城寺基改建衡阳资福禅院。寺院内有南唐时期的石经幢（图042），经幢上刻有“大唐”国号，字画道美。关于衡阳寺的创建，当地土著颇有“先衡阳后栖霞”之说，然寺内齐已、牟儒二上人《重开衡阳寺古迹诗》碑中有“古迹重闻一朗兴”云云，另据清人甘熙《白下琐言》载：“南朝朗法师结茅于此，有衡阳神女听经，因名。”庶知所谓“朗法师”即僧朗。僧朗为法度弟子，继踵先师接掌栖霞寺，可见所谓“先衡阳后栖霞”之说，并不可信。至于宝志和尚在此出家大概就更是附会之谈了。
明万历六年（1578）三月，有倪公甫、吴允兆二人登摄山同游，“日夕同憎上下岩壑，随所得纪之。与清柏、法通往衡阳寺。寺近阳山湖，其登陟之趣，虽让伞岭。而四面回合，雅称幽静。门外二石幢，南唐时所立，殿内石炉，镌‘宋宣和五年癸卯造’诸字，工制奇绝，色质泽润。僧房内佛、菩萨三尊，传为海外人所遗，然不可知矣”。
朱偰先生曾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期间多次登临摄山，考察栖霞寺及其下院衡阳寺，并拍摄了一组照片。其中反映衡阳寺的照片共有五张，除了衡阳寺全景外，还有石狮、僧人墓塔等。20世纪50年代后期，衡阳寺仅存三个僧人，以种地和做小生意为生，寥落不堪，但寺内石刻文物经统计仍有18件（图043），一度由南京市十月人民公社磷肥厂负责看管，今皆已散失无存。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