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表示自己是承袭帝统、受命f天，各大大小小的政权都在各自的都城大规模营造苑囿宫殿。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这些皇家宫苑大多只能建于城内或近郊，比较著名的皇家园林有芳林苑。<br> 芳林苑在洛阳城内北偏东，魏明帝时期又在汉代旧苑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景初元年（237）……帝愈增祟宫殿，雕饰楼阁。凿太行之石英，采各城之文石，起景阳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皇帝亲自率百官参加，足见其是一座重要的皇家园林。<br> 芳林苑是一座仿写自然、人工为主的皇家园林，园内西北以各色文石堆筑为土石山，东南则开凿水池，名为“天渊池”，引来谷水绕过主要殿堂前，形成园内完整的水系。沿水系有雕刻精致的石景，形成很好的景观。另外，园林内还有各种动物、树木花草，以及供演出活动的场所。从布局和使用内容来看，它既继承了汉代苑囿的某些特点，又有了新的发展，被以后的皇家园林所模仿。<br> 2．山林野趣与文人雅趣相融的私家园林<br>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园林多有文献记载可查，其中有建在城市中的城市型私园，如宅园、游憩园等，也有建在郊外与庄园相结合的别墅园。不过，由于园林主人的身份、素养、趣味不同，致使官僚、贵戚的园林在内容和格调上与文人、名士多有不同，且南北方的园林在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体现上也有差异。<br> 晋武帝时期，石祟任荆州刺史，聚敛大量财富用于宅园的营造。其人'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晋书·石崇传》），生活十分奢华。晚年辞官后，石祟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br> 据石崇本人所作的《思归引》序文中所述，金谷园是一座临河的、地形略有起伏的天然水景园，园内有许多“观”、“楼阁”和主人居住的房屋等。人工开凿的池沼和由园外引来的金谷涧水穿流于园林建筑之间，河道能行驶游船，沿岸可成垂钓；园内树木繁茂，植物配置以柏树为主调，其他种属则分别与不同的地貌或环境相结合，从而突出其成景的作用。<br> 金谷园中赏心悦目的风貌及楼、观等建筑的运用，虽仍存有汉代遗风，但其成景的精致显然已不同于两汉私园的粗放。当然，这些区别的产生，归根结底还要归功于当时风行的“山居隐逸”思想。<br>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全面汉化，并大力吸收中原文化。作为当时北魏都城的洛阳，经济和文化逐渐繁荣，人口日增，并在汉、晋旧城的基础上得以扩大。城内有大量的私家园林，这些园林在造园艺术上已有用石材堆叠的假山，建筑物为飞馆、重楼等形象。比较有代表性的园林就是大官僚张伦的宅园。<br> 据载，园内高树成林，极可能是在前人废园的基址上建成的。值得一提的是，张伦私家园林的大假山——景阳山，结构相当复杂，显然是凭借高超的园艺技巧以土石筑叠而成。其作为园林的主景，已经能够把自然山岳的主要特征比较精练而集中地表现出来了。<br> 此园具体规模不得而知，但限于在洛阳城内的一坊内建造，用地毕竟有限，其规模不可能太大。唯其小而又要全面地体现大自然的山水景观，就必须求助于“小中见大”的规划设计，因此，此时园林的筑山理水不再仅运用单纯写实摹拟的方法，而是采用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方法，这可以说是造园艺术的一大飞跃。<br> （3）南朝著名城市型私园——“湘东苑”<br> 南朝城市型私家园林也多为贵戚、官僚所经营，他们为了满足奢侈的生活享受，争奇斗富，十分讲究山池楼阁的华丽格调，并刻意追求一种近乎绮靡的园林景观。文献中记载的此类私园较多，尤以梁武帝之弟、湘东王萧绎所建的湘东苑为代表。<br> 湘东苑位于湘东王萧绎的封地首邑江陵，系南朝的一座著名的私家园林。据史料记载，此园的建筑形象相当多样化，或倚山，或临水，或映衬于花木，或观赏园外借景，均具有一定的主题性，充分发挥了点景和观景的作用。而且湘东苑内假山的石洞长达200余步，足见当时叠山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可见湘东王萧绎在建造湘东苑时，在综合山池、花木、建筑创造园林景观的总体规划方面，是经过一番精心构思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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