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有暴力和非暴力之分，就现今的观点来看，非暴力更富于人性化。美国政治学者洛易斯·普罗尔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大的犯罪莫过于政治上的犯罪者。由此导致的灾难没有任何其他罪行导致的灾难能与之相匹敌。”和平禅汉，实现非暴力的权力过渡，总比“伏尸百万”强过万倍。无论曹丕实现什么样的政权传承仪式以塞天下之聪，但最高权力的易代却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曹丕的聪明在于尽力优待汉献帝，减少来自拥汉派的政治阻力。禅让结束后，他“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又封献帝四子为列侯。汉献帝虽没有过多的人身自由，但仍具有祭天的权力。
以中国古代“天命论”的思想考量，他仍然具有较高的政治象征权力。董仲舒曰：“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德国学者韦伯在谈到中国政治时说：“当皇权凌驾于王侯之上时，祭天就成为皇帝的专权，皇帝从此被认为是天子。”享有祭天的权力，曹丕把献帝放在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位置。
曹丕禅汉，不杀献帝而优待之，可以平息时人的怨恨。若曹丕杀献帝而代之，在其集团内部也会有不同意见。金城太守苏则“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
曹丕受禅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已基本定型。魏虽比孙、刘强大，但并不具压倒性优势。曹丕在进行禅让安排时，也考虑到来自孙、刘联合抵制的威胁。诸葛亮《与杜微书》骂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刘备的臣僚，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等上书曰：“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当刘备听说曹丕受禅，又“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日孝愍皇帝”。最后知道汉献帝被封为山阳公且受到优待，刘备显然也无言以对。
曹丕后人对待汉献帝也继承了他的一贯政策。青龙二年(234年)三月，汉献帝薨，魏明帝“素服发哀”。四月，又下诏令“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庙。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明帝还对汉献帝的让禅之举大加颂扬：“盖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称尧、舜巍巍荡荡之功者，以为禅代乃大圣之懿事也。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以顺天命。先帝命公行汉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礼，言事不称臣，此舜事尧之义也……立其后嗣为山阳公，以通三统，永为魏宾。”
景元元年(260年)，汉献帝夫人曹节薨。魏元帝曹奂“临于华林园，使使持节追谥夫人为献穆皇后。及葬，车服制度皆如汉氏故事”。
王朗之子王肃，青龙年间上表魏明帝曰：“魏之待公，优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榇敛之制，舆徒之饰，皆之同于王者，是故远近归仁，以为盛美。”明方孝孺在《武王诛纣》一文中论道：“汉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圣智之度，高祖犹能不杀子婴，文帝犹能奉山阳终其身。曾谓武王圣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决知其不然矣。”从优待汉献帝一事来说，方孝孺认为曹丕做得比先世圣君还好。
曹丕注重安抚汉朝宗室，一方面“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赐“山阳公夫人汤沐邑，公女曼为长乐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户”。另一方面，派专人守护汉朝先祖坟茔，颁布《为汉帝置守冢诏》：“朕承符运，受终革命。其敬事山阳公，如舜之宗尧，有始有卒，传之无穷。前群司奏处正朔，欲使一皆从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阳公于其国中，正朔、服色、祭祀、礼乐，自如汉典；又为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
黄初二年(221年)，曹丕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景初二年，魏明帝知汉高祖和光武的陵园被损毁，乃下诏曰：“昔汉高祖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
曹丕对一些汉朝遗老也加以礼遇。杨彪乃杨修之父，曾官拜汉太尉。黄初二年(221年)十月，公卿上朝议政，曹丕对杨彪，“待以客礼”。杨彪自持“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对皇帝曹丕的态度也很傲慢，竟著布单衣、皮弁觐见。
如此穿着显然不合礼制。皮弁乃王者所服。《周礼·春官·司服》：“日氏朝，则皮弁服。”《周礼·夏官·弁帅》：“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瑾，象邸，玉笄。”而布单衣乃布衣之服。《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引应劭曰：“齐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击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逋至骨于，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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