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孔庆东，北京大学副教授，近年在多家电视台和多所大专院校讲授金庸小说，广受欢迎。江湖人称“北大醉侠”。
　　舒乙，我国著名文学家舒庆春（老舍）的长子，文学评论家。
　　刘玉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楚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对楚国经济、法律和城市建筑研究用力甚勤。
　　王玉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那些城 那些事》中著名作家方方以亲身经历为基础描摹武汉印象，湖北学者王玉德风趣诙谐地解读武汉风水文化、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细致描述楚文化影响下武汉人的性格、著名文学家舒乙谈父亲老舍在武汉的历史、“北大醉侠”孔庆东借金庸小说的壳解读武汉人身上体现的“侠义”精神、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纵论以武汉城市建设为缩影的中国城市建设和空间文化。诸位名家纵情于山水、历史之间，结合着与武汉发生的奇闻轶事，流金岁月，品读着武汉。

　　我与武汉的渊源
　　两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的关系，我们家从南京搬到武汉。父亲的工作单位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以下简称长办”），也就是现在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父亲从南京的下游局调到武汉的中游局目的很清楚，是过来修三峡的。
　　当时我们住在黄浦路下面一个叫刘家庙的地方。刘家庙当时叫“黑泥湖”，因为这个黑泥湖，我还写了一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我们在刘家庙的长办宿舍住了二三十年。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参加工作，直至读大学，我都是住在那个地方的，没有离开过。    我读的小学叫“汉口新村小学”，在“二七”纪念馆旁边，是小学初中一体的，但是读到初二之后，学校的初中部就搬到了“红军二中”。
　　1974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政策叫“多子女留身边”，我家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当时，两个哥哥下乡了，一个哥哥在外地，我自然就成了应当留在身边的子女。因此，我留在了武汉市，没有下乡。
　　然而，父亲已经在1972年去世了，我这时候就有一个责任——养活我母亲。所以，高中毕业后，武汉市运输合作社招装卸工，我就去了。当时开的条件，前三个月是每个月38块钱，三个月之后就是42块钱一个月，有的还可以涨到48块钱一个月。可是，如果我不去搬运站做装卸工，而是去当学徒，一个月的工资就只有16块钱或者18块钱。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父亲去世了，两个哥哥在农村当知青，我大哥大学毕业之后，工资很微薄，我毅然选择了去做装卸工。我想，这个时候我应该担起家庭的重任。
　　当时我们街道招了8个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最后真正去的只有4个。这4个人，用我们当时的话说，都是成分不好的，找工作难度比较大，很多事情的选择余地比较小的人。
　　我在那儿干了四年，已经干到身心疲惫，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来说，干那样的事情确实蛮辛苦的，我们当时除了拉板车之外，还要扛包。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码头扛50斤一袋的面粉。当时头儿给我们一把签子，规定出门时要交一支，等这把签子交完，你就完工了。那一支签子标注的是100斤啊，意味着一次我们每人要扛两袋面粉。
　　老是这样扛，确实是很累，很多时候都感觉体力严重透支，精神也有点儿恍惚了。可是，当时是“文革”期间，要求妇女翻身，巾帼不让须眉，虽然很累，但是我们还必须得去扛。
　　后来因为我比较能写，偶尔也把我抽调了出来做做宣传。某种意义上。写作为我解除了高强度的劳动负担。那时，经常要办批判专栏，一整版批判专栏，从写字到画画到里面的文章全部是我一个人包了。
　　这样办一个专栏起码要做一到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相对是比较轻松的，我不用去仓库、码头做体力活。慢慢地我开始热爱起这件事情了，因为它不仅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快感，也给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在武大读书
　　四年之后，也就是l978年高考开始了，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就结束了搬运工的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那四年在汉口的搬运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教育，也是一次极大的历练。我父亲当时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我一直过得也算是衣食无忧。通过搬运工的生活，使得我对民间、对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性格特征、语言特点，包括他们内心的需求、想法都有了了解，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觉得我的写作跟我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对于我来说，那四年也是读了一轮大学。那个大学不是像武汉大学这样的知识大学，而是一个社会的大学，这个大学对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这一轮大学比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四年可能受益更深。它是个人生命的一种体验，它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我的人生观，那些不是从书本上就能学到的。
　　有了这四年在社会最底层被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的生活之后，我对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这恰恰是文学要关注的东西。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四年，我还经常梦到我当装卸工的样子，有时候竟然会大半夜睡不着觉，内心进行着一种无法名状的挣扎、摆脱。那四年对我的影响是极大的，我前期作品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写装卸工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仍然会用很多的笔墨，情不自禁地去写这段生活。
　　然而，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四年，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先前一直在汉口生活的，读大学之后就突然到了武昌。在此之前，我都没到武昌去过几次的。这四年大学，接触到的东西是全新的。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一切都从头开始，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有些同学非常有水平、有的同学非常有见识。他们谈论的东西很多是众人所不懂、所不知的，还有在学校里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我们浸润在大学广博、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我们浸润在大学自由、批判的空气里。
　　我们渴求着知识，我们渴求着摆脱以前的蒙昧，我们谈论地理，谈论历史，谈论时事，谈论文学，我们还成立了文学社、诗社。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时几个最重要的讨论题。
　　第一个问题是文学要不要写爱情。现在想想这个事情是多么的可笑啊！因为，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无可非议，爱情和死亡是永恒的主题，爱情在文学中是备受作家和读者青睐的东西，但是，当时这个问题却是困惑着我们的。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文革”期间一直不让写爱情，八个“样板戏”中的人物也都是没有爱情的。然而，可笑的是，在我们图书馆里，文革之前的小说中，被翻得最烂、最旧的那几页都是写爱情的，比如《安娜，卡列宁娜》的地主、农庄、土地改革部分都没有什么人看，但是一旦看到安娜谈恋爱的部分，书就翻烂了。
　　第二个就是文学能不能写悲剧。文学中有悲剧和喜剧，但当时是不能写悲剧的，你不能暴露社会的黑暗面，社会是充满着阳光、莺歌燕舞的。
　　还有一个话题是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在报纸上已经展开讨论。解放后直至“文革”期间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文学一直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存在的。也就是说，文学不仅仅是文学本身，它已经超越了文学，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我们当时对这话题进行了很多讨论，争执到最后，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文学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实际上，现在想来，当时还处在改革初期，大家思想刚刚解放，我们的很多想法还不成熟，像当时的社会一样正处在一个进步的阶段。现在，这些问题已经不需讨论了，时间已经给予我们答案：文学可以写爱情，爱情是文学永恒的母题；文学应该有悲剧，因为悲剧比喜剧更有深度，更具震撼力；文学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只是文学。
　　那四年的大学生活给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其中有两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是大学教给你的不在于书本上学到多少内容，而在于知道了怎么去学。我们进大学之前是不知道怎么去学的：老师告诉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报纸告诉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领导告诉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进入大学之后，我们才知道应该怎么去学，怎么去读书，想知道的东西，从哪些途径去了解，用什么方式去了解等等。
　　为什么希望年轻人都上大学呢？真的不在于从书本上你能学到多少文学史，能学到多少古代汉语，能学会几门外语，这些东西通过自学，你也是可以学到的，它在于这种氛围，这种讨论。以前在学校里面，我特别喜欢去听讲座，那些讲座的主题可能对你没有用，可是它中间的某些东西却能为你开启生活的另一扇窗，这是非常重要的。以上这些东西，不进学校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第二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大学出来后，，你觉得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了。以前我们是没有脑子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领导讲的话，是可以不听的；报纸的某个观点或者某篇文章，可能是错误的；中央的指示，也是可以提出质疑的。这些想法从来没有过，但是，读了大学之后，知识和文化让我有了底气，让我学会了思考，让我认识到，世界不仅仅是他们所说的那样子，还有很大的面积是他们没有看到的，而我却可能看到了。这时，我就会沉静下来，看看这个世界，我就会在所有这些问题面前，顿一下，提出质疑。
　　这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独立思考。这对一个作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作家他只是永远在顺应一种潮流，迎合一种观点，或者说在取悦于某一层人，这样的作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社会上这样的作家太多太多了，他们很时尚，很走红，很赚钱，可是对于文学，他们又算什么呢？

文学中的武汉印象  
抗战时期老舍在武汉
金庸小说中的侠义  
楚文化与湖北人的性格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文化
独特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