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铭中之“王”，应是宗周钟的主角，亦就是其所处年代西周的“今王”。而“邵王”即昭王，必是第三人称，我认为应是铭文中“先王其严在上”之“先王”。所以，郭沫若认为“邵乃生号非死谧”，是错误的。对于郭说之误，唐兰说：凡他器之称王号者，皆于文中初见时称之。此铭于上文已两称王，而于此始出王号，非例也。”所以，唐兰反对将宗周钟定为昭王自铭器，这一点的确甚具见地。至于以史实而言，昭王之世，文治武功皆无足称道。两次伐楚，一以无功而返，一以师败身死，与宗周钟所言敉平南服，二十六邦归顺的巨大胜利，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考西周史，周王亲自伐楚之举是从昭王开始的。楚之先本与周室有渊源，其先祖鬻熊曾事文王，及后熊绎则追随成王，封于楚蛮”，在南方发展甚速。周楚之关系，昭王之前，尚属与国。昭王之所以伐楚，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楚已羽毛渐丰，又有长江天险可恃，故不臣服周室，不行职贡；二是周室有向南方进行领土扩张之意，乃借故征伐。所以昭王伐楚，是西周自开国以来对南方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然而，战争的环境条件已完全不同，昭王及其部将和军队大都是北方人，习惯于在华北平原上陆战攻杀，而南方多江海湖泊，北人历来不谙水战。另一方面，北人大多食小麦、高粱，南方则多产稻米，昭王本身未必服南方之水土；而长江天险阻隔，后勤粮草供应不足，亦是造成周室南征不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故《竹书纪年》记昭王十六年首次征楚，“涉漠，遇大兕”一一笔者认为即使不是南征失败，至少亦是无功而返。所谓“大兕”者，铁青色之野牛也。如所周知，北国地寒，有牦牛，有黄牛（山牛），而南国多水牛，能游于江河之中。昭王涉漠时，有大水牛（大兕）头角峥嵘地游于汉水之中，必令其大为吃惊，因为生平未之遇也。后之苻坚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溃退，昭王则可能因汉上遇大兕而班师，故《竹书纪年》始载此事。总之，昭王首次攻楚肯定无功而返，毫无战绩可言，所有典籍未见具载其功。亦正因为如此，三年后昭王始有二征楚国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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