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和厘清20世纪中国史学演变的线索和格局
本书系探讨20世纪中国史学演变的专门之作。全书以史料派、史观派的分野作为内在线索，将百年中国史学分为1900—1929年、1929—1989年、1989—2000年三个时期，从“问题”出发，以“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百年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分析，勾勒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填补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新史学”的发轫
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纪，不是3世纪、5世纪，也不是17、18世纪，它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不管此后的历史延伸多久，——不管延伸30世纪还是40世纪，人们都会把20世纪的历史学作为自身的起点，而把此前的历史学当作自己的“史前史”，或仅仅当作史料使用。20世纪是中国史学一次新的日出。
20世纪中国史学由“新史学”思潮开篇。“新史学”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也有独立的内涵特征。
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思潮的研究，下列成果较具代表性：俞旦初《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以及《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连载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4期和1983年第2期），后均收入俞氏著《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胡逢
（下转第23页）
（上接第22页）
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蒋俊：《中国史学
近代化进程》，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代序言》，
〔日〕浮田和民讲述、邬国义编校：《史学通论四种合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越最近的研究指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不同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后至19 世纪末，中国史学的变化程度与影响力度，总体上并不超出乾嘉史学及以往古代史学的其他时代，这一时期传统史学主体并无根本性变化，难言具有近代史学意义的转变。从学科意义上形成一个新的史学发展阶段，其标志应该是史学自身包括历史观、研究理念、研究视角、课题意识、研究方法、史料观念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转变，而这样的转变要等到20 世纪初期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而形成的“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参见张越：《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梁启超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等文拉开了清季“史界革命”或“新史学”运动的序幕。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激烈批判传统史学，同时提出一套新史学的设想和方案。当其时也，日本的“文明史学”(histories of civilization, 日文英译bummeishiron)正在风行。“文明史学”产生于明治初年，受法国基佐（Guizot）和英国巴克尔（Buckle）的文明史著作以及斯宾塞社会学理论影响，代表人物为福泽谕吉和田口卯吉。它以“鼓动世道之改进，知识之开化”为宗旨，激烈批判封建史学，主张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因果关系，以取代帝王为中心的、偏重政治权力记载的旧史学。戊戌变法的总设计师康有为早在变法前的1897年，就已在其所著《日本书目志》中列出若干日本文明史著作，作为其大弟子的梁启超不可能不留意到。而梁启超也在发表《新史学》的同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东籍月旦》，向国内介绍日本书籍，其中对文明史学作了专门介绍，表示十分推崇。
胡逢祥：《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
梁启超等人受日本文明史学的启发，不但从理论上重新规定了历史学的性质、目的、范围和对象，而且进行了编撰新史的初步尝试，推出了一批“中国通史”“中国历史教科书”性质的作品。其中，1904—1906年出版的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最为著名的一部。1903—1904年东新社出版的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也风行一时，1905—1906年刘师培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有不小的影响。此外还有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蒋荫椿编《历代史要》，1904年陈庆年编《中国历史》，1907年吕瑞庭、赵徵璧编《新体中国历史》，1909年徐念慈编《中国历史讲义》等。它们都在内容与形式上与旧史相区隔，洋溢着“新史学”的理念和方法。这场“史界革命”宣告了延续两千年的传统史学的终结。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特征可以作如下概括：从历史观或历史本体论上看，新史学是反王朝体系或打破王朝体系的。王朝体系的最大弊端，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二十四史“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以为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8—280页。
而真正的历史不应该是“君史”，应该是“民史”，换句话说，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帝王将相，而是普通国民：“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者，“谓之君史”，“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者，“谓之民史”，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而中国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
邓实：《史学通论》，《政艺通报》第12期（1902年8月18日）、第13期（1902年9月2日）“史学文编”。
因而他们主张应写一部“普通民史”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君史”。1902年，陈黻宸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他说：“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他还设计出一种重视民史的新通史方案，其中有“平民习业表、平民风俗表、义民列传”等内容。曾鲲化编的《中国历史》即非常重视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1904年，以“民史氏”自居的邓实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撰述民史进行了初步尝试，并著成《民史总叙》1篇和《民史分叙》12篇。
如果说从历史观上看，梁启超等人已完成了一场带有颠覆性的“史学革命”，乃至凿开“写自下而上的历史”之先河的话，那么，从方法论上看，新史学的主张者们则同样充当了“以社会科学治史”的首倡者。他们呼吁：历史学必须跨用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群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和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统计学方法等“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者，还必须借鉴伦理学、心理学和逻辑学以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的成果。他们甚至已意识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在这“一切科学”中，“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是史学必须“兼及”者，而作为史学之“首重”和“总法”者，则是“政治学、社会学”。
《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76—677页。
汪荣宝认为，“世运渐进，学术之分科亦如工艺之分业，源一流百，互相会通，凡今日众多之科学，通观之，无不有昆弟伯叔之关系，断无一种之学术，不借他学之应援而独立自存者也。史学之范围，既极广博，从而其求援于他学之点亦与为多焉。”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9、10期。
章太炎在1902年7月致梁启超的信中曾说：“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
《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1902年第13号。
其时章氏方译毕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可见他已将社会学书籍的译读与《中国通史》的编写结合起来思考了。他的《訄书》中，有不少文字便是运用社会学观点和方法写成的。自章太炎、严复、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开始，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已经发端，他们开跨学科研究之先路。
关于梁启超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作为，可参见石莹丽：《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无论是历史观上的革命，还是方法论上的革命，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尽力把历史学纳入救世的轨道，所以，从著史旨趣上来看，梁启超等新史学的倡导者们反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为学立场，毫不避讳地主张“学以致用”：“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选集》，第287页。
在他们看来，“历史之天职”在于“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与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从而“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出世辞”首编第二章四“进化”，东新译社，1903年。
一句话，“史学者，……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我国遂不可救”。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选集》，第277页。
如此看来，清末民初的“新史学”，从历史观上看，带有“反封建”的启蒙性质；从方法论上看，带有跨学科的现代性质；从为学旨趣上看，带有重致用的功利性质。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以革命为旗帜，在主观上是要截断传统而另起炉灶，事实也是如此，它基本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史学无缘，它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
孙江认为，“新史学在中国的诞生是近代中西遭遇的产物，也是古今中国学术思想断裂和持续努力的结果”。参见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72页。
从整个清代史学、特别是晚清史学的发展大势看，尽管它也一直处在不断的调整和转变的历程之中，但这种调整和转变仍严格限制在传统学术的框架之内，而且基本看不到任何能够生成后来“新史学”的因素。“新史学”的出现严格说来是一场学术突变。学术史家公认，晚清学术界出现了两股思潮，一是经学上兴起了今文运动，二是史学上的西北史地研究很快被“西洋史地”研究所压倒。就史学的后一倾向而言，从“西北史地”研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过渡到“西洋史地”研究上来的。所以，“西洋史地”研究的热潮在清末的出现，完全是外力所致，是时势剧变的结果。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后，国人就渐渐放弃了自尊自大的心理，到了英法联军之役，外人以少数军队直捣京师，朝野震动，渐感到非接受西洋文化不足以立国，于是，一般士大夫对于西洋学术，兴趣陡增，西学在此之后甚至也成为大众的关注焦点。
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242页。
甲午战后，西学书籍、特别是“西洋史”更是成批涌入中国。
1896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目下收录的世界史译书仅有约25种；而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34年刊本）所收录的出版于辛亥期间的史志译书已达125种，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排在全书之首。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泰西新史揽要》，此书为“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97页。。
《万国史记》出版后也行销一时，“读书界大概人手一编”
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243页。。
还有一部“大受一般学者之欢迎”的《万国史纲》，当时被称作“欲知万国文明之变迁，且研究二十世纪之新史体者，不可不人手一编”。
《万国史纲》再版广告，《中外日报》1904年3月24日。
这些史籍像播下的种子一样终于要破土抽芽了：“我国史家因读了新翻译过来的西洋史书，渐感觉到西洋史籍编制的方法，史事的选择，远胜过我国的旧史学”，他们因此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也“大有改造的必要”。
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248页。
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所谓“新史学”思潮遂应运而生。所以，无论是“反王朝体系”的历史观，还是“以社会科学治史”的方法论，抑或是用发现“公理公例”来造福民族国家的为学旨趣，都与中国传统史学迥异。所以，“新史学”的出现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换句话说，“新史学”完全可以看作是“西洋史”在中国的全盘移植。
这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其实是东京”，“重要的中国史家像梁启超和章太炎”20世纪初曾在那里“接受到日本‘文明历史学’的影响”，因此“中国史家也开始随着日本的前例，根据西方历史模式来再建构和再诠释中国历史”。
参见余英时：《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见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经过这场“史界革命”的洗礼，人们大都认识到，以往延续两千年的正史格局难以维系了，以探求人群社会的进化为目的，突破单一的政治史模式，拓展研究范围，更新研究方法，诸如此类的新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轰动一时的“新史学”思潮大约在辛亥前后就逐渐衰退了。
引言 / 00
一早期阶段：“新史学”与“新汉学”的
交替（1900—1929）
1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新史学”的发轫 / 0
2 胡适、顾颉刚的“新汉学”勃兴与“新史学”
的隐没 / 0
3 “新汉学”的正统化：史语所的设立 / 0
二中期阶段：唯物史观派的崛起及其
主流化（1929—1989）
1 “新史学”的重生：唯物史观派的出场 /
2 “新汉学”的下滑与分化 /
3 唯物史观派跃居主流及意识形态化 /
4 未曾中断的史考传统 /
三最后十年：从“新汉学”复兴到
“新史学”归来（1989—2000）
1 “国学热”席卷而至 /
2 执两用中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
3 “新史学”归来：社会史研究的繁荣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