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俪成，1989年生，浙江德清人。200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2017年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目前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晨晖学者。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在《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身兼“士人”和“文人”两种身份，在科举产生之前的汉魏六朝时期，参与文学创作的文人中绝大多数都身兼士族身份，并扮演相应的政治角色。因此，在汉魏六朝，文人的社会身份和政治角色，深刻影响着这一时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生态。本书梳理了汉魏六朝不同时期文人的主要身份属性及政治角色的变化过程，特别关注对于文学创作有要求的各类职官的构成及其职能中与文学创作相关的部分，探讨了文学创作在仕宦与精英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并分析了不同政治、社会身份下文人的创作生态。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总结了文人身份变迁过程与汉魏六朝文学作品风格演进、文类地位升降和文学批评话题演生等问题的关系，试图从文人身份出发，为汉魏六朝文学史、汉魏六朝文人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人身份和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在古代中国，“文人”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身份概念，有“文德之人”“饱学之人”“文章之士”等多重义涵，到了东汉之后，“文章之士”成为这一概念的主要义项。关于“文人”概念的含义和流变，参见“绪论”第三节的分析。然而，“文章之士”意义上的“文人”概念，本身亦蕴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文人”可以专指那些以文学汉魏六朝的“文学”有“学问”和“文章”两种义涵（参见杨明《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一语的含义》，收入杨明《汉唐文学辨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本书所用“文学”概念，如无特别说明，均采用更接近当代“文学”观念的“文章”义。创作为主要成就的人，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作家”；另一方面，“文人”又与“士人”高度相关，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成为“士人”的代名词，带有强烈的身份意义。比如，文学史中常有“文人词”“文人戏曲”“文人小说”等概念，这里的“文人”，并非泛指“作家”，而是专指“士人作家”，与创作“民间词”“民间戏曲”“民间小说”的“市井作家”相区别。由于“文人”身份与“士人”身份的高度相关性，中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国古代文化中“士大夫”一词时，常会译作Literati、　Literatiofficial或Literati and Officialdom以强调士大夫在文学方面的素养。

“文人”一词两方面的含义，显示出中国文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但是具备诗文写作能力的人，同时也是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这种现象，源于中国的一种特殊政治文化，那就是将诗文写作能力，看作成为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古人常说的“以文取士”。从隋唐直到晚清，科举考试中始终包括对诗文写作能力的考核，就是“以文取士”最明显的体现。在“以文取士”文化的影响下，诗文写作能力与人的政治地位和精英身份挂钩，催生了大量试图通过学习诗文写作改变身份、地位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国文学创作者的庞大基底，也是中国文学繁盛生态的重要推动力。

“以文取士”的政治文化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在战国、秦汉之际，士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些擅长诗文写作的人，但这只可看作个人的爱好，很少影响到士人社会身份或政治角色。直到东汉中后期，士人群体中才开始普遍形成对诗文写作的爱好和重视。正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士大夫具文学艺术之修养，本不足异……然就文学艺术之欣赏为生活思想之一部分并蔚成风尚而言，则其事实起于东汉中叶以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六章《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295页。需要补充的是，即使在东汉中叶，将文才和仕宦联系的观念，还没有被社会舆论普遍接受。东汉末年，汉灵帝开鸿都门学，以辞赋书法取士，在这个念头还只是构想的时候，蔡邕就上封事阻止，认为鸿都门学“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后汉书》卷六十，第1999页。。上书者蔡邕本人精通辞赋诔碑，本以文才著称，但仍将文才称为“才之小者”，认为其与匡国理政毫无关系；再加上封事中“众心不厌”的表述，皆表明东汉末期的士人，大多仍不认为诗文写作能力对士人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但到了五百年后的唐代，社会舆论已经出现了根本的变化，绝大多数士人都将“以文取士”视为理所当然。中唐时柳宗元在写给岳父杨凭的《与杨京兆凭书》中评价当时的选官准则说：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集》卷三十，第789页。柳宗元认为，以文取士具有先天的合理性，而唐朝的繁荣，与朝廷中“文章之大盛”有莫大的关系，这种观点，和蔡邕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东汉末年文章“非以教化取士之本”，到唐代中期“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对士人的意义从陶冶性情的消遣一跃而成为取得精英身份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最终形成唐代“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的局面。

那么这种变化是从何而来的呢？隋唐开始实行诗文取士，是最容易想到的原因，但隋唐能够实行诗文取士的前提，是整个社会舆论中已经产生了“以文取士”的土壤，正如龚鹏程先生在分析唐代科举重进士风气产生原因时所说：“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不因官方意识而转移的。政府的措施，符合了社会的心理与需求，便广受赞美；违逆了，则根本达不成什么效果。……整个社会看重文学的价值，认定了能写文章的人就是要比光会读书的人高明，所以明经必不如进士。”龚鹏程《唐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19—220页。由此可见，唐代实行诗文取士之前，社会就已经有了尚文的整体风气，而这种尚文风气的产生，则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姚察在《梁书·江淹任昉传》的末尾，比较了南朝和汉代取士标准的不同：“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江淹、任昉）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梁书》卷十四，第258页。按照当时对“文史”概念的使用方式，姚察所说的“文史”，大约包括文章写作与史书编纂两项，但主要还是偏向文辞。参见胡宝国《从经史之学到文史之学》，收入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68页。在与南朝长期对峙的北朝，选官标准也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北史·文苑·樊逊传》载：（天保）八年（557），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长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孝谦辞曰：“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北史》卷八十三，第2790页。杨愔所举三位后生精英中，卢思道和樊逊均以文章出名，其中卢思道另有范阳卢氏的高门背景，暂且不论；樊逊不但“门族寒陋”，而且“貌丑陋”《北史》卷八十三，第2788页。，只凭文章之才便可以破格担任员外将军，证明文章之才已经成为北齐衡量任官资格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又《北齐书·儒林·刘昼传》载儒生刘昼在河清初年：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乃叹曰：“儒者劳而少工，见于斯矣。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作文，便得如是。”《北齐书》卷四十四，第589页；据《校勘记》，原文中“举季才”应为“举秀才”。刘昼这样精习《三礼》和《服氏春秋》的正统经学家，为了考策得第被迫转习作文，证明北齐的精英评价标准也和南朝一样，经历了一个由经学趋向文史的转变。

上面所举的种种例子表明，早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已经将文才定为判断士人才能高下的最重要标准。这种尚文的风气，不仅仅与取士程序有关，更全方位地影响到了士人的地位和个人评价，隋唐科举明确在选举制度中加入对诗文写作的考核，只是这种观念转变的制度化呈现而已。相关论述亦可参见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收入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文人”这一群体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基于这一点，有的史学家甚至将唐代以后的政治称为“文人政治”牟润孙《从唐代初期的政治制度论中国文人政治之形成》，收入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6页。。

那么，南北朝的这种尚文风气是如何形成的？这种风气与汉唐之间文人身份的变迁之间有何关联？这种风气的形成对汉唐之间文学的发展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些是本书试图讨论的问题。

第二节社会身份与政治角色：文人身份的两个面向

在讨论上述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直接影响到文人群体社会及政治地位的因素有哪些。隋初，治书侍御史李谔上书向隋文帝提议改革文风，其中总结了南朝崇尚文学之风形成的过程：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隋书》卷六十六，第1544—1545页。虽然是站在反对尚文之风的立场上，但李谔的分析角度很有启发性：对个人而言，崇尚文学或是出于纯粹的爱好；但对于社会而言，人人都对文学趋之若鹜，背后必然有纯文学以外的原因。这里，李谔将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帝王个人对文学的爱好，造成“下之从上，有同影响”；二是社会将文学才能当作衡量精英身份的标准，造成“世俗以此相高”；三是朝廷将文学才能当作取士的依据，即“朝廷据兹擢士”。帝王的喜好，的确在尚文之风的形成初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推动或催化因素，真正尚文之风的形成，还有赖于相关的社会机制与政治文化的形成。

李谔所说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关涉尚文之风在政治和社会运作过程中不断自我扩张的机制，而这两点又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复杂角色有关。阎步克先生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曾提出中国古代士大夫既有“政治服务”的职能，又有“知识分子”的身份，体现出“一身二任”的“二重角色形态”，“政治服务”职能主要侧重于完成行政中的种种事务性工作，而“知识分子”身份则侧重于士人在传承学术和引领道德教化上的意义。传统“君子—小人”的两分框架之下，“士大夫”被视为“君子”阶级，拥有“士人”身份，就意味着拥有更加优越的社会文化地位。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一章第一节《关于士大夫的“二重角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页。在魏晋南北朝，绝大多数“文人”都属于士人群体，参见本书“绪论”第三节的分析。既然“士”本身具有社会层面的知识分子身份和政治层面的官僚角色两重意义，那么讨论尚文之风形成的背景，重点也可以放在文才作为社会中精英士人的身份标志，和作为实现政治角色的必要能力两方面的意义。前者对应李谔所说的“世俗以此相高”，后者则对应“朝廷据兹擢士”。

首先来看文学作为精英士人身份标志的意义。在中国古代，“士人”在社会分层中本就占据高位，而“精英士人”则指在士人群体中占据上层地位的阶层。所谓精英士人的身份标志，是指精英士人与低层次士大夫和非士人进行身份区分的依据，其中包括家族、官职、道德、文化水平、处世态度，等等。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迁，精英士人的身份标志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如周朝和春秋早期，“士”主要指低级贵族，是否属于精英士人主要取决于士人的出身高低；但到了春秋、战国之交，随着贵族阶层的没落，“士”的身份标志中开始加入了对“文”的传承和对“道”的追求等文化因素。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一章《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第1—24页。在东汉，上层士大夫的精英身份标志主要是德行和经学。稍后的魏晋之世，主要身份标志则转变为门第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六章《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第263页：“所谓上层与下层之分化者，其初犹以德行为划分之标准，稍后则演为世族与寒门之对峙。”。由于上层精英士大夫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处于优势地位，他们通常会倾向于围绕自己阶层的属性要素建立一套精英独有的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以便更好地进行精英的再生产，确保本群体的精英地位。所谓“清议”，就是利用这套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评判具体士人是否达到精英标准的做法。与此同时，下层士大夫由于不愿长期处于被支配地位，总是会积极改变自己的习性和品位，以匹配精英士大夫群体的身份标志，力求进入上层精英士大夫群体。因此，当某一项素质成为精英士大夫群体的身份标志时，这种素质就会成为一种“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在精英士大夫和下层士大夫中间迅速扩张。汉魏六朝尚文之风扩张的社会机制，即在于此。

其次来看文学作为士人实现政治角色必要能力的意义。所谓士人的政治角色，指人们对处于一定政治结构中的士人需要承担的政治义务与需要遵行的政治行为规范的期望。关于政治角色的定义，参见［美］艾伦·C.艾萨克著，郑永年、胡谆、唐亮译，唐亮校《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第十二章《角色理论与小团体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313页；贾伯中《角色理论与政治角色》，《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3—8页。需要注意的是，士人的政治角色不仅包括《职官志》《官仪》这种书面制度中为具体职位规定的具体职责，也包括社会和士人群体自身期待中士人所扮演角色的种种“不成文”的行为要求，后者往往又与社会中的文化氛围紧密相关。因此，要阐明“政治角色”的概念，首先要明确士人的政治角色与其所处官职的纸面职能之间有何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同一个官职，在不同时代由不同人来担任，其承担的政治角色很可能是不同的。以魏晋南朝的“中书令”这个职位为例，《通典》中记录其纸面上的职能是：“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通典》卷二十一，第561页。，这几项纸面职能在魏晋南北朝并没有大的改变，但从实际政治角色出发来分析，这一职务在曹魏时主要掌管诏命文书写作，在西晋时开始参与议政，东晋以后逐渐不再执掌诏书起草，到了南朝又演化为宗室和贵族的虚职荣衔，不承担任何实务。参考祝总斌对汉魏六朝中书机构发展变化的分析，见《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九章《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中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纸面职能不变的情况下，中书令在汉魏六朝每一阶段中的政治角色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其次，在同一个时代，担任不同官职的士人也可能承担着相同的政治角色，如：《宋书·颜竣传》：“太祖崩问至，世祖举兵入讨。（颜竣）转谘议参军，领录事，任总外内，并造檄书。”《宋书》卷七十五，第1960页。

《南齐书·孔稚珪传》：“太祖为骠骑，以稚珪有文翰，取为记室参军，与江淹对掌辞笔。”《南齐书》卷四十八，第835页。

《梁书·江淹传》：“升明初，齐帝辅政，闻其（江淹）才，召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是时军书表记，皆使淹具草。相国建，补记室参军事。”《梁书》卷十四，第249—250页。

《陈书·许亨传》：“王僧辩之袭郢州也，素闻其（许亨）名，召为仪同从事中郎。迁太尉从事中郎，与吴兴沈炯对掌书记，府朝政务，一以委焉。”《陈书》卷三十四，第458页。以上所列颜竣、孔稚珪、江淹、许亨四人，在当时的职位分别是谘议参军领录事参军、记室参军、尚书驾部郎行骠骑参军事、仪同从事中郎（太尉从事中郎），这些职位的纸面职责各不相同，但他们在实际上担任的政治角色都是为府主撰写章奏书檄的书记角色，撰写公文的才能对他们扮演这一政治角色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士人的官职决定了他的官方待遇和纸面职责，而士人的政治角色则决定了他们的实际地位和真正的日常事务。因此本书具体分析文学能力与政治角色的关系时，不拘泥于纸面的官职，而是根据汉魏六朝政治文化的实际情况，将对文章写作有要求的政治角色分为俳优、颂者、书记、侍从四类。凭借文学能力撰写诗赋娱乐君王的角色称为“俳优”，凭借文学能力撰写颂赞宣传君主和王朝伟业的角色称为“颂者”，凭借文学能力撰写公文，协助文书行政和政治宣传的角色称为“书记”，凭借文学能力频繁参加皇族或权臣举办的文会活动的角色称为“侍从”。四种政治角色需要的文学能力不同，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特别是在文人群体急剧扩张的南朝，处于不同门第、不同官位的士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或多或少都需要用到文章写作能力，因而同一个士人身上完全可以体现出各种不同的政治角色特点。对文章能力有所需求的政治角色在时代发展中地位的提升和群体的扩张，也成了文人群体扩大的重要推动力。

以上大致介绍了本书的两个视角：社会身份和政治角色的定义。在唐宋以后，士人的社会身份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角色，只要获得政治上品阶较高的官职，其社会身份通常也会是较高的。但在汉魏六朝，特别是南朝门阀社会中，社会身份主要并不取决于官位高低，而是取决于门阀士族群体的评价，如刘宋时谢灵运弃官隐居始宁，但“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宋书》卷六十七，第1754页。，保持着非常高的社会身份；梁朝的沈约，虽然历仕三朝，官至极品，但史书上却记载他“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谈”《梁书》卷十三，第242页。，在当时社会评价并不是最高。同时，门阀士族为某一政治角色赋予的身份评价，也会影响整个士人群体对此角色的重视程度。因此，在汉魏六朝，士人的政治角色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前者影响后者，而是交汇融通的：

首先，士人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对特定政治角色价值高低的判断。在南朝门阀制度下，选官体制中官职的安排和士人的门第之间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高门、次门、寒门、寒人根据各自家格的不同，分别占有一些较为固定的仕宦途径。关于魏晋南朝高门士族的划分，史学界向有不同的标准，本书根据毛汉光《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与比较》与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中比较详细的划分标准，将三世以上任五品官或祖、父官职位列八公的士人，以及史料中明确注明家族为“名家”“甲族”“高门”的士人定义为“高门”；将并未达到“高门”标准，但家族在魏晋以来均被列入士族，且父祖中有两代官居五品以上的士人定义为“次门”；将在当时被称为“寒士”，或未达到“次门”标准，但父、祖曾担任六品以上流内官的定义为“寒门”；将三代以内未担任流内官的定义为“寒人”。其中“次门”和“寒士”均归入“一般士人”。相关标准参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149页；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9页。从朝廷的官职安排上来看，常由社会身份较高的高门世族担任的官职被视为“清官”，而常由社会身份较低的寒士、寒人担任的官职则被称为“浊官”。这种清浊的观念，甚至超过了官职本身的品位，造成“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于迁”《通典》卷十四，第336页。的局面。作为士族中的精英阶层，高门士族主导着区分官职清浊的标准，文章能力成为精英阶层的身份标志之后，也让以撰写文章为职务的政治角色带有了“清”的性质，如《梁书·庾於陵传》载：“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梁书》卷四十九，第689页。这是以社会身份的标准判断政治角色价值的例子。

其次，政治角色的地位升降也会影响到这一职务上士人的社会身份。以掌握文书的军府、公府记室参军之职为例，记室虽然属于文职，但由于远离中央，又需要处理很多上行、下行公文，工作比较繁忙，历来为高门士族所不喜，在晋宋时期，除了易代之际等特殊时段，少有以高门任记室的例子，因此书记一直难以获得较高的社会身份。但是到了南朝，一方面由于皇权集中的需要，地方军府主要由宗室、皇子控制，书记实际上有了亲王侍从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高门人数的扩张，中央的“清官”职务不足以安置高门子弟，一部分高门士族开始选择在地方任职，使得任职记室参军者的士人门第普遍提高，这一官职任职者扮演的书记角色也随之重要起来。本来在六朝高门士族的观念中，贵游子弟在担任侍从角色时撰写的诗赋等宴游文学才是“清”的文学，但当书记的地位提高之后，士人在担任书记角色时撰写的章奏书檄等公文也被认同为社会精英需要掌握的文类。陈朝的徐陵、姚察等甚至因为公文写作才能成为当时士人中的“文宗”“宗匠”。这是政治角色地位提升导致上层士人群体将相关文类纳为精英身份标志的例子。

综上所述，文章写作能力作为士人群体和精英士人群体身份标志的意义，及其在士人担任各种政治角色时起到的作用，都在汉魏六朝文人群体的扩张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社会身份与政治角色也因此构成了本研究的两个基本视角。

序1

绪论1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1

第二节社会身份与政治角色：文人身份的两个面向4

第三节“文”“文士”与“士人”9

第四节前人研究综述14

一、　汉魏六朝士人与文人关系研究16

二、　汉魏六朝文人仕宦状况研究17

三、　汉魏六朝文人集团、文人群体研究19

四、　士风与文学关系的研究23

第五节本书的研究角度和方法24

第一章俳优·颂者·文吏·儒生：汉代文人身份的转型26

第一节赋者诗流：游士到风人的转型28

一、 从诸侯游士到宫廷文人28

二、 游士土壤的失落与“见视如倡”的焦虑31

三、 从俳优之讽谏到儒士之风刺：西汉文人对赋的改造33

四、 从风到颂：统一帝国中文人政治功能的转变37

第二节治章解烦：文吏与文儒的融合41

一、 政治宣传、文书办公与书记角色的兴起41

二、 文吏与儒生之争46

三、 博学与建功：儒生与文人的融合51

第三节高衢骋力：汉末游士之风的复兴55

一、 走出乡里：东汉文人的求仕路径55

二、 汉末重才之风与文人地位的提升60

本章小结65

第二章君主·名士·皇族：晋宋文人群体的扩展与社会身份的

改变67

第一节“宾主同作”与士族文学的兴起67

一、 从“君命臣作”到“宾主同作”：公宴诗作者地位的提高67

二、 两晋十六国“宾主同作”的扩展73

第二节从清谈之士到文义之士：东晋名士的转型80

一、 清谈中的言文会通80

二、 桓、谢与名士文人化的开端87

第三节宋初皇族与南朝尚文态势的形成94

一、 从“雅道无闻”到“宋武爱文”94

二、 文学侍从与宋初宗室的文学爱好的培养101

本章小结108

第三章从“奉酬顾问”到“文学相处”：南朝文人的侍从角色110

第一节清选官与侍从角色110

第二节清选官的具体职务112

一、 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112

二、 秘书、著作116

三、 东宫属官（附诸王属官）121

四、 中书令（中书侍郎）129

五、 吏部尚书（吏部郎）131

第三节侍从角色的特性与对文学活动的推动作用133

一、 高门“官历”：侍从角色的官职“连续统”133

二、 侍从角色的集聚性与诗文创作的集群效应138

三、 “清官”之“清”与高门士族诗赋写作142

本章小结145

第四章侍从角色与汉魏六朝的即席文学147

第一节汉魏六朝公宴诗的政治功能148

一、 陈诗展义：公宴诗的政治宣传意义151

二、 赋诗观志：公宴诗的政见表达功能155

三、 寄诗以亲：公宴诗的君臣纽带作用159

四、 建功与隐逸：作者政治处境对公宴诗主题的影响163

第二节即席写作与尚敏之风167

一、 贵速与即席：尚敏之风兴起的原因168

二、 刻烛与争敏：南朝即席写作的规则化与竞赛化172

三、 天机的捕捉：尚敏之风与南朝的灵感论178

四、 从雕饰到天然：尚敏之风与齐梁诗风的变化182

本章小结187

第五章“属辞劝表，文人之伟者”

——侍从、书记的合流189

第一节侍从与书记的地位之别189

一、 南朝书记角色的发展189

二、 侍从与书记的地位差别192

第二节南朝开府宗室的三套僚佐系统194

一、 士族群体的扩大与幕府僚佐起家的普及194

二、 州府僚佐、军府僚佐与王国僚佐195

三、 军府、王国僚佐与府主的依附关系199

第三节宗室开府之风与军府僚佐身份的变化202

一、 宗室开府之风与军府僚佐地位的提高202

二、 军府文职僚佐的两重角色及文学活动207

第四节侍从、书记在文人身上的合流210

一、 南朝书记角色的侍从化

——以记室参军和掌书记为核心210

二、 南朝“文笔兼能”文人的个案分析：

刘绘、王融、谢朓、江淹216

第五节南朝后期书记的“华要”化与“笔”体地位的提升221

一、 书记角色的“华要”化222

二、 以书记为文宗：陈朝君主对书记地位的提升224

本章小结228

第六章书记角色与汉魏六朝公文的功能转换230

第一节汉魏六朝文人的连珠体练习与公文的骈俪化230

一、 连珠与公文的关系：连珠体起源再探231

二、 陆机《演连珠》与连珠体的骈俪化234

三、 连珠体与六朝公文的骈俪化：以荐举文为中心237

四、 事理相承与文辞相应：公文中连珠句的引入方式240

五、 结论244

第二节汉魏六朝文人的檄文写作与檄文的文学化245

一、 檄文的起源与政治、军事功能247

二、 成为“文章”的公文：檄文的文学性阅读251

三、 功能性的消隐与文学性的突显：檄文在类书中的变貌254

四、 向谁作檄：文学性阅读与檄文的拟题258

本章小结262

第七章“与世相绝”与“以诗示志”：隐士与地方官员的身份书写263

第一节寄意与适性：从陶渊明诗看隐士的身份书写263

一、 “寄意一言外”：诗歌对隐士之“意”的传递263

二、 赋诗自娱：诗歌写作与隐士形象270

三、 “适性”的创作：陶渊明诗歌风格与“性刚才拙”的统一272

四、 以文观德：陶渊明作品与隐士身份的关系275

第二节山水与止足：谢灵运的名士身份书写278

一、 黄屋非尧心：“心”与“迹”的辩证关系279

二、 从“止足”到“隐逸”：谢灵运诗中的身份书写283

三、 “栖清旷于山川”：山居诗赋与“山居隐士”的身份定位288

第三节“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谢朓对谢灵运身份书写的

继承与发展292

一、 谢朓宣城诗对谢灵运永嘉诗的继承292

二、  “会是共治情”：谢朓宣城诗中对“二千石”政治角色的

书写294

本章小结298

第八章“未窥六甲，先制五言”：士人群体的幼年文学训练与

精英身份的生产301

第一节“幼属文”的概念及南朝以前的发展状况301

一、 “幼童”的范围301

二、 汉魏之间的“幼属文”事迹与学习途径304

第二节南朝追求早仕之风与属文年龄的提前308

一、 南朝士人年寿之忧312

二、 年寿之忧与早仕之风316

第三节幼童教育中文章与学问先后关系的转换319

一、 由先通经到先文采319

二、 幼童的诗文学习之途322

第四节幼属文与齐、梁文论中的才学关系之辨325

一、 “幼属文”之风与“文才天授”观325

二、 南朝文论中的“才主学辅”观念331

第五节“幼属文”事迹的传播与高门士族的精英身份再生产333

一、 家族长辈的直接推扬335

二、 “舅氏”与“父友”的作用338

三、 高门与寒士在“幼属文”宣传资源上的落差340

本章小结344

第九章梁武帝的选才新政与“才子”的身份变化346

第一节从政才到文才：“才子”内涵的演变346

第二节梁武帝与“才子”称号的普及351

一、 梁武帝的选官新倾向与“才子”身份的认定351

二、 武帝的文学地位与“才子”认定的权威性354

三、 “诏授”与“才子”的快速迁转途径357

第三节“创革礼乐”与“献赋阙下”：梁初“才子”的政治功能362

一、 梁武帝的“创革礼乐”362

二、 “才子”赋颂与南北朝正统之争——重读《石阙铭》364

第四节“后进文士”的政治角色：待诏文德与会聚兰台372

一、 文德省的设立与文德待诏的意义372

二、 “兰台聚”与御史地位的提高376

本章小结388第十章文人社会身份的变化与“以文观才”“文人无行”观念的

产生390

第一节“以文观才”的成立391

一、 从“赋诗观志”到“以文观才”391

二、 “以文观才”的理论与实践394

第二节才俗之隔：文人身份认同的形成399

一、 “才俗之隔”的形成399

二、 从“士庶之隔”到“才俗之隔”401

第三节文人“恃才傲物”形象的成立409

一、 从“文人不护细行”到“文人恃才傲物”411

二、 文才与门第的冲突413

三、 “文士以职卑获诮”：“文人无行”批评背后的权力运作415

本章小结420

结语422

参考及引用文献429

基本古籍及整理本429

今人论著433

期刊论文438

硕博士论文445

后记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