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以19世纪中后期出版的两个《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经典翻译中文化的阐释问题。一个是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的译本，另一个是中国清末民初有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被誉为“文化怪杰”的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译本。两位译者和其译作都具有代表性，同时也都颇受争议：理雅各的《论语》，像其庞大的《中国经典》系列译著一样，一个半世纪以来仍然被许多学者视为儒经翻译的典范之作；另一方面，很多批评者认为理雅各不仅严重曲解了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而且其翻译行文生硬、句子冗长，与《论语》简练、含蓄之风格相去甚远。辜鸿铭以高度“归化”之策略翻译儒经，英文流畅地道，然又“过”之太甚，“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等。
《<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通过对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试图回答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论语》（或儒经）英译的历史背景，包括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功利目标是什么？其次，《论语》是怎样被翻译的？这也是全文的重心所在。处于不同时代、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译者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对文本进行解读，又如何对其进行翻译——或日改写、转述、增删和言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是在何种作（译）者意图下使用何种翻译策略来化解翻译中文化的冲突问题的？第三，这些《论语》英译本塑造了什么样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样的《论语》形象？这些形象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义？
《<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在充分利用中西方传统译论中“忠实传意”和“再现风格”二元论讨论译本语言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功能主义翻译论中的“目的论”（Skopostheorie）、勒弗威尔的翻译研究理论和加达默尔阐释学中有关“传统”和“前见”参与阐释过程的理论来分析《论语》的英译实践。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像任何人类行为一样乃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译者的目的和动机影响并制约着翻译的策略和具体方法，并进而影响最终的目的语文本之形态和接受状况。翻译研究学派把翻译和目的语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文化因素联系起来，认为翻译受到除了语言转换之外的一系列因素的制约，翻译无疑是一种有目的的改写行为。这与“目的论”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强调译者、译作和目的语社会。然而，原作和原语文化在翻译中永远是不能忽视的，任何翻译都是阐释活动，文化经典的翻译更是对原作和原语文化传统的阐释。加达默尔的阐释学认为，纯粹理解文本所谓的真实意义的阐释是不存在的，任何阐释活动一开始总是受阐释者自身传统的影响和限制，基于传统的“前见”是阐释的前提。因为阐释者“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经典的开放性和阐释者背后传统的多样性决定了任何理解和阐释都受制于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传统，因而也具有独特性。
《<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认为，在《论语》的英译中，不同译者有着不同的翻译动机和目的，这些动机和目的与译者翻译《论语》的策略和具体方法有密切联系。理雅各的“学术型”翻译和辜鸿铭所谓“有机整体论”即是如此。再者，译者背后的文化传统（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等），译者的教育和学养、性情、信仰；简言之，译者的文化立场构成了译者作为文化阐释者自身的“历史实在”，并直接参与文化阐释过程。因此，不同译者笔下的《论语》传达了不同的孔子形象和儒家学说形象。笔者通过对这两个译本的考察，探讨文化经典跨语际翻译中的跨文化阐释本质，这正是《<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选题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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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海良教授
作者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同时兼顾功能主义翻译的“目的论”和翻译研究学派的“改写论”，兼顾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兼顾语内研究和语外研究，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深入挖掘，例证丰富，较好地完成了研究目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穆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