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学和类型学是密切相阐的两个领域，至少在语法方面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始，历时句法学研究在西方的复兴主要依靠颤型学的进展，尤其是繁随60年代末期Greenberg的著作。而在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类型学正是历史语法研究的问题。虽然如此，这两个领域的联系，现在说是很近，实际是间接的,语法演变的三侗机制——重新分析（包括语法化和功能更新）、类推（包括词汇化和／或去语法化）和外借——与严格意义的类型学没有多大关系。语法演变的动因——语义一语用演变、结构要求等等，同样与类型学没有多大关系,那么这两个领域是通遇什么阐联起来的？很简单，是因为历史语言学常常可为汉语各方言的共性和区别提供设想，甚至是解释,我们将用下列实例说明上述观点：被动或使役；动词后和动词前的副词；双宾语结构；言说动词。

　　不言而喻，元白话中的“特殊语言现象”来源于蒙古语的干扰，而远在蒙古人人主中原之前，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就有广泛深入的接触。但在这些语言接触中，是否已经形成了通行于北方各民族间的地域共同语——汉儿言语？限于材料，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元代以前这种“汉儿言语”的语言面貌究竟如何。仅就元代材料而言，如果我们假设有这样一种共同语存在，那么当时的汉人应该不会使用，一般汉人与非汉人交流可能也不使用（以上我们列举的《元典章》供词可证），蒙古人之间在其没有放弃母语之前，同样不会使用，剩下的只有蒙古人对汉人说的“蒙式汉语”和带蒙古语影响痕迹的汉语。“汉儿言语”如果兼指遣两种蒙古人使用的带蒙语影响的汉语，如我们以上所指出的，其内部缺乏一致性，不能说是一种共同语。如果专指“蒙式汉语”，它只是一个特定的集团在特殊的情况下使用的一种“语言”，使用者和使用范围都没有达到共同语的程度。如果指带蒙古语影响痕迹的汉语，这还只是一种汉语的个人变体，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在没有固化之前，还没有发展到皮钦语的阶段，更不会是共同语了。 　　或者是泛指使用其它语言的人与汉族交流时使用的一种受到其它语言影响的、包含各种非汉语成分的不稳定的汉语？如果这样，这裹“共同语”的定义只是北方少数民族使用的带有其母语影响的汉语。它的词汇、语法系统仍然是汉语的，使用中或多或少的会出现语言错误，但没有任何错误（对汉语的改变）是已经固定下来，形成新的规则的。 　　所以，“汉儿言语”这种“地域共同语”是否存在，其语言特征是什么，以及它和汉语究竟是什么关系，现有的研究都还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

汉语历史语法与类型学 论汉语韵律的形态功能与句法演变的历史分期 从重言到重迭：汉语AA式形容词的历时演变 先秦汉语人称代词系统的演变 先秦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发展——基于分段描写的历时研究 从《战国纵横家书》看西汉初期复数概念的表达 周秦汉语“被动语态”之检讨 元白话特殊语言现象再研究 试论元代的“汉儿言语” “正尔”与“今尔”——兼论时间与空间的关联 中古汉译佛经被动式与佛经翻译 不同的完成体构式与早期的“了” “了2”的来源及其语法化过程 “得”字句 汉语中问原因的疑问词句法位置的历时变化 “是此非彼”选择构式的历时研究 “同时”的虚化历程 语法化专题讲座（下） 《历史语言学研究》稿约